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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提高我国制度性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来源:学习活页文选     2016年04月14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强调,要坚持开放发展,“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运行、国际规则制定、国际道义维护、国际秩序组织方面的引导力和影响力。如果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构成了国际关系的经济基础的话,那么协调和管理国际经济的原则、规则、规范、机制等国际制度,则构成了国际关系中看不见的“上层建筑”。正因为如此,每个阶段的国际秩序,都是以一套国际制度体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每一种国际秩序的变革,或者国际秩序之争,都是围绕国际制度改制、转制、建制来展开的。

  一、制度性话语权成为国际秩序之争

  当今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甚至革命性的变化。新兴大国要在全球治理中争取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通过国际制度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守成大国则竭力通过新旧国际制度的交替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当代大国竞争的重点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7月在访问巴西的演讲中,首次提出金砖国家要加强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争取更多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关于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第27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无独有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1月所作的国情咨文和2015年10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时,两次指出“不能让中国等国书写和制定国际规则”、“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反映了美国对维护有利于自己的战略性国际制度的高度重视。可见,制度资产和制度性话语权不仅涉及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也涉及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新时期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二、制度性话语权涉及的主要方面

  当今世界的制度性话语权并非简单地分布在政府或者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它还广泛分散在企业、商会和民间领域。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首先需要了解目前世界上制度性话语权的主要分布。

  政治类制度性话语权。主要包括:在重要政治类国际组织中的职位尤其是该职位的活跃程度;对重大前沿性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和判断力,通过为该问题解决提供多方接受的方案,提高本国在这类问题发展走向上的引领能力;对他国内部议题具有很深的理解力和发言权,能为他国内部政治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和方案;在特定国际议题解决上调动志同道合国家的能力,形成有力的一致行动;将本国议程转化和设置为国际议程的能力;对重大国际问题解决进程的引领能力;协调和组织多边论坛及其成效;发展道路对他国吸引力以及所产生的道义影响力;对国际组织规则的利用和解释能力。

  经济类制度性话语权。主要包括:在重要经济类国际组织中的职位尤其是该职位的活跃程度;货币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对国际金融、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在相互依赖、相互依靠的世界经济中,通过对敏感性的利用有效增强对他国的经济影响力;能为世界经济或者他国内部经济发展提出合理化、有效的预警方案;对市场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指数标准,并被较大范围地使用,例如商业盛衰指数、航运指数、粮食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商品定价体系等;有影响力的投资风险和主权风险评级体系;若干行业产业领域具有引领性的世界级企业,并能有效将企业标准转变为产业行业标准;提出和引导国际经济类法律规则制定的能力;大国独立的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法律教育体系,并逐步为人接受和使用。

  社会类制度性话语权。主要包括:社会、家庭、个人领域提供有影响力的价值观或生活方式;与外部世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上的强度和密度;拥有若干发展领域指标的前沿引导力;社会管理经验被别人了解和学习的程度;各类便利国际交往的认证体系;媒体对国际社会态度的引导和影响能力;评价体系,例如通过设立的奖励、奖项、论坛议题等对国际社会发展产生导向意义。

  科技文化类制度性话语权。主要包括:对前沿科学人文研究议程的判断能力,将自主议程转化为国际研究议程的能力;语言在国际上被接受和使用的程度和范围,本国科技人文期刊、出版社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拥有若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创新中心,以及知识的全球推广机制;在国际舆论和媒体格局中占据独立地位;本国学术界对他国学术研究的深度以及对他国内部问题的解释能力,拥有世界各国国情数据库系统的规模;人文社科类论著教材被留学生使用的程度和范围,版权和图书出口规模;知识为世界服务的能力。

  三、争取制度性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国际制度体系和制度性话语权是一项巨大的国际产业。中国重视争取国际制度建设和争取制度性话语权,并不是为了与他国争霸,而是争取与自己力量相称的制度性权力,同时为全球治理供应更有竞争力的新型制度。

  一是要用国家战略意志去布局和争取制度性话语权。世界上不少大国固然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但并不代表其一定就能拥有制度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是要靠国家战略意志去争取的。在制度性话语权争取这个问题上,当前需要改变两种认识倾向,一是盲目“与国际接轨”的观点,二是一味借助接受所谓的国际规则倒逼国内改革的观点。制度性话语权涉及一个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导权问题。简单融入到别人主导的制度体系中,在短期确实可能争取到一定的制度性话语权,但是长期来说,则会形成对别人主导的制度体系的依赖,产生“被制度化”的效应,世界上个别大国在这方面有过教训,最后虽然参与到制度中,但是却没有话语权。中国是个规模和体量很大的国家,在争取制度性话语权上,显然不能简单地复制一些国家采用的所谓全盘融入的道路,必须有所创新,有时甚至要另辟蹊径。

  大国在国际秩序竞争问题上,最终结果是看谁能将谁纳入到自己领导的国际制度体系内,使其“被制度化”。当前,中国已经参与到大部分通行的、国际上接受和使用范围较广的制度,对于这类制度我们还需要抱着开放的态度学习消化,对于其中不合理的部分要同有关国家一起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就此而言,中国是当今国际制度的参与者和改革者,不是挑战者。中国人习惯在遵守规则中改革和完善规则,不像有的国家那样喜欢在破坏规则中另起规则。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对大部分国家明显不合理的、不能反映国际力量格局对比的制度和规则,以及正在制订中的全球新兴议题领域的制度和规则,例如网络、环境、深海、极地、空天、无人机在冲突中的使用等新领域,则需要更加主动和积极地参与。

  二是要从受动思维转变到能动思维争取制度性话语权。一段时期以来,有的人对国际制度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受动思维,形成了只要是打着“国际”字样的制度和规则,就当做国际规则去接受的依赖心态。中国目前已经走过了过去大规模参与国际制度的历史发展阶段,目前需要从受动转变为能动,既要在已经参与的制度内积极争取话语权,也要在新兴国际制度建设领域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能动思维并不是说中国要去挑战或者主导国际制度,而是要在未来国际秩序的制度安排中,争取到中国应有的制度性权力和制度性话语权。我们需要有步骤地在各个领域逐步累积自己的制度性话语权资源,将其作为一项国家非物质的战略性资产来经营。以科技文化类制度性话语权为例,过去中国最优秀的科技论文追求在《科学》《自然》等刊物发表,出现科技发表体制“被别人制度化”的现象。随着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是不是引导最优秀的国内作者科技论文(逐步发展到吸引外国优秀科技成果)在中国期刊发表,重点打造本国期刊的世界影响力?

  当前,制度性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应该集中围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规则、“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规则、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制度体系等进行展开。另外,中国在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许多中国倡议的制度和方案,国家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国际法律法规体系的编纂工作,假以时日的积累,就能成为中国所理解和实践的国际秩序的法律和制度基础。

  三是政府的行政服务要主动走出去争取制度性话语权。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已经快20年了,企业走出去以后,自然带动政府提供的服务也要走出去,公民和企业走到哪里,政府的服务往往就会跟到哪里。海外中国企业的服务有的是当地政府提供的,有的需要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与当地共同提供,有的甚至需要中国政府单独来提供。制度性能力涉及通过具体的国际制度管理双边多边事务的能力,制度性话语权则是在具体国际制度中的解释权、影响力和领导力。制度性话语权分布领域,大部分都需要社会组织、企业特别是政府在国际上与他国合作一起来做。对于有的国际制度,我们可以采取“换人不换制度”的方式,向其输送来自中国的人力资源,提高中国在这类制度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对于有些新兴的国际制度,则在人和制度建设上都要争取满足我们的需要。

  (选自2016年第4期《党建》杂志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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