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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缘何为《八一宣言》润色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3年12月31日 

  胡秋原是我国著名爱国学者,生前见证与参与了国共三次合作,有“台海破冰第一人”之誉。笔者在撰写《胡秋原全传》期间,通过采访传主与查阅解密原始档案发现,王明曾请胡秋原为《八一宣言》润色。

  王明力邀胡秋原赴苏 

  1933年1月17日,王明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起草了“一·一七宣言”,并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此宣言虽仍称呼“国民党军阀”,但提倡“联合”,颇具《八一宣言》的雏形。同年1月26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对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提出了在满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要求。

  1934年12月25日,应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之邀,流亡在英国的胡秋原来到了莫斯科。王明专门设家宴为胡秋原伉俪接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米夫与康生夫妇作陪。

  饭后,王明、米夫、康生与胡秋原言归正传。

  也许是考虑到胡秋原参加过1931年至1933年间的“文艺论战”与“福建事变”,是“左”倾“关门主义”的受害者,为了打消其顾虑,王明郑重其事地从口袋中取出一份准备好的稿子,足足讲了一个小时。王明阐明了自己从1931年9月随米夫到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以来中共政策的调整,其中包括1934年11月14日王明起草的致中共中央的信。王明在讲话中批评了中共中央对第十九路军采取“关门主义”方针,最终导致“福建事变”失败,从而加剧了蒋军对红军的“围剿”的错误。

  王明一边说,一边从桌上拿着一叠俄文、英文和中文文件,请胡秋原看。他强调指出,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正在进行万里长征。由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在群众中无法公开出版党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救国,中国代表团决定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办一份周报——《救国报》(1935年12月9日更名为《救国时报》),在莫斯科编好版,寄到巴黎印刷发行。因为久仰胡秋原多年来一直主张抗日,文笔犀利,作品颇丰,所以特地邀请其来苏联。

  说到抗日宣传,胡秋原可谓一腔热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毅然放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籍,回国投身抗日宣传。先后在上海、福建主办过《文化评论》《读书杂志》《抗日战争号外》和《国民日报》等,《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所以,胡秋原听了王明的一番新论后,立刻引起共鸣,他说:“贵党准备全力抗日,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不过,据我所知,贵党会写文章的人大有人在,在下何德何能能肩此重任?”

  “秋原兄,不怕你笑话,我们在莫斯科同志之中,无一人懂日文。而你精通日文与英文,能用第一手资料为《救国报》写文章,以光篇幅。我们本来等待你来写发刊词的,因为准备1935年元旦出创刊号(实际延期到1935年5月15日创刊),时来不及,只好自己写了,这里有一张清样,请你指教。”王明说。

  胡秋原见王明的态度非常诚恳,也明确表态:“中华民族,抗日则生,不抗日必亡。世界安危和中国存亡都到了决定关头。贵党此时办一份抗日报纸,在下愿尽一己之微力。不过,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只能写我能写、愿意写的文章,在这范围之外,非我力能所及了。”

  王明一骨碌站起来紧紧地握着胡秋原的双手,说:“非常感谢先生接受我们的邀请。我完全明白先生的意思。我们所期望的,就是胡先生关于抗日救国问题的分析和主张。”

  “不知报社是否有日文资料?”胡秋原问。

  “瓦尔加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研究所,有很多日本报纸、杂志和书籍,可以借阅。”米夫插话说。

  “那就好。”胡秋原说。

  临别时,王明告诉胡秋原,改天会派人去看他,并洽谈有关具体事宜。

  次日,受王明委派,一位俄国名字为胡加可夫的中国留学生,陪同胡秋原到瓦尔加图书馆查阅日文资料。嗜书如命的胡秋原一走进图书馆,顿时被琳琅满目的书刊所吸引。胡加可夫说到,“外国工人出版社主任是一俄人,而《救国报》是由出版社中国部主办,由李明(立三)同志负责”。

  为“八一宣言”建言润色 

  1935年7月30日夜,胡秋原结束度假返回莫斯科。王明在寓所为胡秋原接风。

  晚饭后,王明对胡秋原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于7月25日开幕。这次大会就是要将我们谈的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政策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明天轮到我发言,我准备代表我们党发表一份告全国民众宣言。此文关系重大,所以特请秋原兄不吝惠正。”

  “王先生何必那样客气,我一定认真拜读。”胡秋原立即说。

  这里所说的“宣言”,就是后来推动全国抗日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当选为总书记,王明是19个主席团成员之一,中共代表毛泽东、王明、周恩来、张国焘等4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秦邦宪和康生当选为候补委员。王明则是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党发言。

  因王明于1934年9月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委员会,对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早有所知——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批评了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观点,提出了改变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此后,共产国际一再致电和发表文章,建议各国共产党同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谈判,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法共人民阵线的建立,又为这一新策略路线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有力证明。所以,王明根据这一新策略,在对国内临时中央和东北各级党部传达号令的同时,拟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仿效法共的做法,起草一份宣言。

  关于起草《宣言》的过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曾告诉胡秋原,1935年6月在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平津日寇屠杀国人及上海《新生》事件等消息后,吴就急电在苏联疗养的王明共商对策,提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同年7月,王明回到莫斯科后,用了4天时间起草了《宣言》初稿。

  另据苏联1956年移交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载:1935年7月14日,代表团召开了由王明、康生等13人参加的会议。会议首先原则通过了王明起草的《宣言》,接着决定由王明、康生等7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对文字加以修改并写一封加以解释的信。要求宣言在7月15日修改完,解释信则在7月20日以前定稿。由于此间胡秋原正在黑海度假,未参与讨论,故王明特地单独征求其意见。

  胡秋原一目十行地看着王明的手稿,顿时被文中的内容尤其是“十大纲领”所吸引,赞扬之声不禁脱口而出:“王先生这篇力作真可谓字字千钧,而且与贵党过去的提法有所不同: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去年(1934年)所提六大纲领,更为完善。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愿望。”

  “说实话,我在起草时,认真总结了我党最近7年来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就考虑要与以前的宣言有所不同。当然,起草的指导思想既包含共产国际总策略方针的要求,也受了秋原兄的影响,有的地方甚至引用了大作中的一些句子。不过,我今天请你来的目的,不是听你的恭维的!还望老兄多发表高见。”

  胡秋原知道,这里的“共产国际总策略方针”,是指斯大林及其主导下的共产国际,通过中国代表团和苏联驻华使员,要求中共尽最大可能与国民党合作,并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摩擦,共同抗日,以牵制日军,减少对苏联的压力。时任苏联驻华武官、蒋介石军事顾问崔可夫,晚年的回忆录《在华使命》中披露,斯大林曾对他说:“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面作战。”

  在胡秋原看来,斯大林此举的本意虽非救中国,亦非救中共,但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中国的民心。

  而王明所说引用胡秋原的文章,则是指胡发表于《救国报》上的《抗日就是一切,一切归于抗日》一文,后收入胡秋原著述《中国革命根本问题》。所以,胡对王说:“谢谢先生信得过我。我事先声明,刚才我可不是恭维,而是发自肺腑之言。不过,有几处的用字遣词,我倒有点不成熟的意见。”

  “请老兄直说!”

  “我认为,作为中共的宣言,虽然是呼吁全国同胞,但主要对象还是国民党。原则上,对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固然应该批评,但我们对它转向抗战应抱殷切期望。所以,在提到国民党的地方,行文要留有余地。当然,这是我的一管之见。”

  “老兄高见,我一定认真修改。今天晚上我还要再仔细地看一遍,明天以明电码(即通用的明码电报)发给上海、南阳和美国的中文报纸,然后再译为各国文字。”

  事实上,王明修订后的《宣言》,在“国防政府”的10条“行政方针”(又称“十大政纲”)中,采纳了胡的建言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而在全文的第三段将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列为“卖国贼”,称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为“老汉奸”。

  事后,王明曾向胡秋原透露,他在共产国际大会上所作的诠释《宣言》的长篇发言,讲了一整天还没有讲完,夜晚又接着讲。这一发言后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其讲话摘要刊登在联共机关报《真理报》上。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上,王曾向斯大林汇报了《宣言》的要点。斯大林明确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欺软怕硬……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需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

  《宣言》定稿后,王明将它翻译成俄文,又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宣言》首次公开在报刊发表是1935年10月3日(《救国报》第10期),因其落款时间与明码电报的发布时间均是1935年8月1日。故名《八一宣言》。

  由此可见,《八一宣言》的出台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虽然主要撰稿人是王明,但也吸收了代表团成员和《救国报》等中外专家的意见。

  王明一直视《八一宣言》为自己的得意之作。1935年11月,他在《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中写道:“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宣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为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的具体提议。”

  毛泽东也多次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1936年12月的对西安事变通电以及1937年2月的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相提并论。

  《救国报》起死回生 

  1935年11月中旬,正在《救国报》蒸蒸日上、准备发行第16期之际,忽然半路杀出了程咬金——法国政府竟棒喝“停止邮寄”。

  经查实,其导火索是《救国报》刊载了一封蒋经国痛斥蒋介石为“恶丈夫”的公开信。

  胡秋原告诉笔者,蒋经国旅苏期间,苏联两大报纸《消息报》与《真理报》曾刊发过其两封公开信,均轰动一时。

  第一封公开信发表于1927年4月下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

  蒋经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期的1925年10月底,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行前遵蒋介石之命加入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是年10月1日在日记中写道:“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俄国进修。”

  抵达莫斯科后,校方给蒋经国取了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1927年秋至1930年5月,他转入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习,并在此加入共青团与共产党。

  四一二事变前,苏联一直视蒋介石为中国革命的“英雄”,蒋经国自然是鲜花簇拥的“好汉”。可是,随着父亲“清共”变为叛徒,儿子差一点成为“混蛋”。

  那是1927年4月18日夜,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全体师生召开了声讨蒋介石大会。17岁的蒋经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冲上讲台,信誓旦旦地表示:“当蒋介石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同流合污。蒋介石一度是我的父亲和革命朋友,现在却成了我的敌人。几天前,作为革命者的他已经死去,现在活着的是他反革命的灵魂。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4月21日,苏联的第一大报纸《消息报》在刊载的《父与子》一文中,摘录了蒋经国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严正声明》。苏联的国家通讯社、国际性通讯社之一的塔斯社立即予以刊载,一时间迅速传遍世界各地。时为中国国民革命中心的武汉,报纸也是连篇累牍地报道。其中汉口《人民论坛报》于4月24日在第一版全文刊发。蒋经国的公开信云:

  “介石,我不认为你会听到我要说的话,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读到它们。但是,不管你读不读得到,我都要写出来。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第二封信发表于1935年9月,是蒋经国写给生母毛福梅的公开信。

  这封信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由王明代笔、蒋经国签名的公开信,先在《救国报》上首发,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也于1936年1月全文转发。信中谴责蒋介石是“全体人民公敌,因此也是他儿子难以和解的敌人”。同时信中还遣责蒋介石是一位“恶丈夫”,声称他“以这样的父亲为耻”,无颜回国见江东父老。信中写道:

  “母亲!您否记得是?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你的儿子现在非常了解人的生活,以及解放受榨欺、压迫人民的方法……他绝不会回国去,宣扬那个吹嘘大话的父亲手中勉强抓住的怯懦的武器。”

  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藏蒋经国回忆录透露了此信发表的过程。那是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之后的一天,王明对时为乌拉尔马许工厂的《重工业日报》副主编蒋经国说,时下国内谣言纷传,你在俄国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禀告母亲,你在这里工作完全自由。随即王明把自己拟好的一封信交给蒋经国签名,不料,当场遭到蒋的拒绝。后经朋友劝说:如果签署这封信,日后可能有机会回国。蒋这才勉强接受,并在原文中加了一句话:如果母亲想见儿子,请到西欧来会面。

  另一个版本则是根据雅哥达的建议,由蒋经国亲笔所写的信。据蒋经国回忆,他在王明的代笔信上签名后的第二天,二人一同去见苏联情治机关——国家安全部首脑雅哥达(Genrikh Yagoda)。蒋经国原以为雅哥达是个冷面孔,没想到,接见他们时,雅哥达和颜悦色,并以同情的口吻,要求王明销毁其代笔信。雅哥达还指导蒋经国自拟一封家书,信中不直接表达回国的愿望,只“表达思家之情”。例如,“我无日不盼望着再尝尝久已未尝的家常小菜”。王明虽然当场接受了这一封信,可是却把他代拟的那封信送回中国,并透过《救国报》与《真理报》公布全文。

  胡秋原分析,这封“公开信”的幕后推手很可能是斯大林。因为国民党收到中共用明码电报发布的《八一宣言》电文后,蒋介石集团并未公开表态。于是,斯大林想通过公开披露“蒋氏父子反目”的消息,作为刺激蒋介石的一着妙棋,以达到逼蒋抗日之目的。

  这份轰动一时的信件,继《救国报》1935年9月首发后,《真理报》1936年1月、《纽约时报》1936年2月又相继转载,一时间传遍中外。

  《救国报》辗转传到蒋介石手里,他真的被激怒了,当场破口大骂,恨不得马上封报抓人。只是《救国报》远在法国出版,他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急令驻法大使向法国政府施压,强烈要求取缔《救国报》。法方虽标榜言论自由,但为了减少外交纠纷,便以内阁的名义对《救国报》喊停。

  《救国报》是中共唯一在海内外发行的机关报,一旦停刊,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此,王明即派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的老将吴玉章,到巴黎进行交涉。吴后来在《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中说: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复刊事宜,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与抗议均无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向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及时解决,就会造成报纸脱期。于是,经请示领导同意,迅速改称为《救国时报》。《救国时报》在一二·九运动爆发那天更名复刊,法方也没追问。

  《八一宣言》犹如发聋振聩的号角,通过《救国报》在国内外广为传播,迅速卷起一股爱国浪潮。不论是爱国将领、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还是东北抗日联军,或是海外华侨,都将其视为共赴国难的连心桥。当时,退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八一宣言》后,就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从吴玉章那里见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许多旅美华侨于1935年12月听完方振武的演说后,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即行建立国防政府。张学良在1935年11月间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后,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杜重远帮他与中共取得联系。一位华侨读者曾致函《救国时报》说:“凡是读过本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

  《救国时报》发行后,陈云通过关系从上海商务印书馆搞到一套汉字铜模,可以直接在巴黎编排印发,缩短了出版周期。刚刚复刊时为周刊,很快改成五日刊、三日刊。

  由于《救国时报》贴近读者,发行面广,影响大,行销祖国各地与海外43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万多订户,其中海外9600余户。该报通过连续报道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抗日动态、军人来信,起到了传达信息、激励斗志的作用。当报纸遇到经费困难,该军总司令杨靖宇勒紧裤腰带捐助,并来信说:“贵报内容之精彩,议论之正确,而所标出宗旨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正与敝军之宗旨相合……”

  潘汉年曾告诉胡秋原,对于《八一宣言》的产生和发表,当时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同时,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工作了4年之久的上海地下电台停止工作,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中共和红军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又受到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因而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所知甚少。

  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阿坝州听说《八一宣言》时,以为是国民党所为。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6日在毛尔盖索花寺院召开扩大会议后,专门派潘汉年前往苏联了解真相。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张浩(林育英),于1935年11月取道蒙古回到陕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共中央才了解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据此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人们从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八一宣言》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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