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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八十九讲
何亚非:中国与G20和全球治理
来源:中国出版网     2016年10月09日 

  中国出版网讯 9月24日上午,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2016年第9讲(总第89讲)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机关多功能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请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首任中国G20事务协调人何亚非同志,作了题为《中国与G20和全球治理》的精彩演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寿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八十九讲(李汝/摄)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他讲到,在杭州20国峰会成功举办后,设计和安排本期主题演讲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从直接理由来讲,本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一主题,创记录地达成了峰会公报、创新增长蓝图、贸易增长战略、投资指导原则等30多项协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彰显了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事务核心决策圈的历史性蜕变;彰显了20国集团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主导的认同与追随;彰显了全球治理因为中国的责任和担当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使得我们有必要了解和厘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经纬;了解和厘清20国集团成员国历史变迁的架构;了解和厘清在联合国的基础上,全球治理从起步到运行、从形式到内容、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第二,从间接理由来讲,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所处的核心位置与重要作用,使得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员同志接触和处理中国经济、金融等方面事务时,必须考虑世界因素和全球背景。此外,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和全局性影响使得中国所有的非经济事务,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都必须考虑世界色彩和全球因素,这对我们的能力和素质,对我们处理公务的方式和角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何亚非部长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以他多年从事外交事务的亲身经历和对G20深入接触研究的经验,通过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诙谐却又理性的演讲,使现场听众生动地了解了中国与G20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关系。

  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何亚非(李汝/摄)

  9月5日,G20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胜利闭幕。本次峰会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为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以及各国下一步如何进行全球治理都指明了方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普遍评论杭州峰会是G20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与G20的关系,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一个历史进程。

  一、中国与G20的关系——第一个转折点

  中国与G20的关系,有两个历史转折点。一个是2008年,一个是2016年。回顾历史,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的影响前所未有,次贷危机不仅仅给世界经济、世界金融带来了空前的打击,而且还在全球经济治理思想上摧毁了西方原先所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即西方指导经济增长的理论也被打破,世界经济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对共同的挑战,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国家紧急磋商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过去,世界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七国集团这些西方国家制定出来的,其倡导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彻底的市场化、资本化、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主要以“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华盛顿共识”为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髓是“涓滴理论”,即富人消费投资,刺激经济发展,最终惠及穷人,如水之向下“涓滴”。尽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通过民族解放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国家独立,在政治上有一定权力了,但在处理世界经济事务上,我们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是不足的,这是一个现实。

  这样一个世界政治经济的现实,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些转变呢?第一次出现转变是在2003年,2003年七国集团把俄罗斯拉进集团由G7变为G8,当年召开峰会由法国当主席,提出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考虑需要邀请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讨论,所以就邀请了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这五个国家的元首。随着发展中国家总体力量的不断上升,加之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8+5”模式直到2008年才有了转折点。

  G20最初诞生于199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意识到国家间可能需要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相对平衡的对话机制。2008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G20峰会,峰会期间主要经济体都出台了大量的经济刺激措施,对加强金融监管作出了一些决定,对促进贸易和投资也有一些表态,这对制止金融经济危机的蔓延,巩固市场信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第一次峰会的召开标志着G20从原来默默无闻的一个部长级论坛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之间对话的高级平台,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历史性转折标志着全球治理,特别是在处理全球经济事务的时候,从过去的七国集团西方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东西方共同治理,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和代表性首次得到了体现。对中国来说,中国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进入了经济治理的核心决策圈。

  2008年中国还发生两件大事,一是汶川地震,一是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突出了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北京奥运会更是凸显了中国的号召力,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作用开始显现,2008年底现身G20峰会第一次感受到世界的目光开始聚焦在中国身上,这是过去少有的,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标志着中国进入全球性大国的行列。

  二、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一旦世界经济体系、金融体系出现问题,中国也一定反受其害。因此,出于利益共同体的考量,挽救世界金融体系也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在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上,中国额外出手500亿救市表明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全球治理方面已经发挥了引领作用。在接下来的匹兹堡峰会上,更体现了中国开始逐步主导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变。当时我们在琢磨国际秩序的转变问题,即如何在经济领域确保中国的发言权和话语权,因此中国开始考虑要让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基于欧盟快速发展带来的忧虑以及欧元过快的上升势头动摇了美元的地位,美国需要中国制衡欧盟来实现一贯的平衡战略,中美合作处于蜜月期,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上升。

  自2010年开始,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地缘政治的干扰增加,大国关系开始紧张。中东危机导致美俄之间关系紧张,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开始紧张,随着美国重点转向亚洲,中美围绕南海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的巨大分歧导致中美关系也开始紧张,这些因素对G20国家间的合作是有影响的,表现为大国合作意愿的减弱。因此,习近平主席在杭州G20峰会上指出,我们要“同舟共济,发扬伙伴精神。我们虽然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经济增长的愿望相同,应对危机挑战的利益相同,实现共同发展的憧憬相同。只要我们坚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就能够克服世界经济的惊涛骇浪,开辟未来增长的崭新航程。”

  其中,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是需要我们重点思考的。2009年美国认为需要拉住中国,希望中国在美国主导的体系里面发展;到近年来逐步开始对中国疑虑加深,认为中国在挑战这个体系,甚至认为中国要把美国赶出亚洲等等,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是有一些变化的。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义历来保持一个“战略模糊”, 美国奉行“离岸平衡”战略,即美国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或集团强大到威胁美国的全球指导地位或者说霸权地位。“平衡”这个词很重要,太平洋、大西洋将美国远远隔离在欧洲、中东、亚洲之外,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代价非常大, 因此“离岸平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主张美国顺应多极化趋势、尊重别国的重大安全利益以避免与其他大国的直接冲突,并通过转嫁海外负担、减少前沿部署以避免过度耗费美国实力,实现美国优势的长期维护。其实质是避免长期部署大规模地面部队,主要通过保持和发挥海空力量优势,扶持并帮助地区代表或代理人。这一点美国在亚洲已经做的相当不错,现在美国已经改变过去在地区主权争议、主权争端上采取中立的态度,直接选择站在跟中国有矛盾的这些国家背后,而不是中美两国直接对立。“离岸平衡”战略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除了军事上对中国保持高压以外,还要通过种种矛盾拖住中国,意图放慢中国的发展步伐,增加中国的发展成本。通过中美关系之间的种种变化,就可以得知为什么后面几年G20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三、中国与G20的关系——第二个转折点

  国际形势在几年间又发生了一些较大变化。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世界经济经过危机以后没有像通常所预料的那样全面复苏。通常经济学家判断经过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时间是5—7年,现在8年多过去了,世界经济总体依然低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的全球GDP增速反复调低,2016年平均只有3.1%,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新常态。如何应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让世界经济能够恢复重新增长,是各国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第二,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泛滥。全球化一方面增加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财富,另一方面因为全球价值链及生产链的变化,中低端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工人阶级就业机会下降,收入受影响。全球化的负面因素在累积,导致民众对全球化的恐惧和不满情绪泛滥,表现为民粹主义盛行。欧洲受到移民的冲击,导致欧洲一些主要国家比如西班牙、丹麦、德国等代表激进思潮的政党取得了不少选票,英国公投脱离欧盟也受到了这一思潮的波及。

  第三,地缘政治关系越来越复杂,政治矛盾加剧。大国之间围绕下一步国际秩序如何构建进行博弈。

  2016年是G20的历史性转折点,也是中国的历史性转折点,具体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西方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指导思想都出了问题,而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再一次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希望中国能够给世界经济及全球治理今后的方向提供一些新思路,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为什么能够成功,必然具有一定体制机制上的优势。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顺利转型报以很大期望,因为这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体的命运。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5年中国接任了G20主席国。

  第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货币金融体系以美元为中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可以倚仗美元的霸权地位不遵守金融纪律,可以超量发行美元,偿还对外债务,实施对外援助,支付战争经费等等。G20峰会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要加强宏观政策方面的协调。中国积极推动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在即将到来的10月1日,人民币将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是对中国和世界双赢的结果,它既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认可,有利于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向前,促进我国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与全球经济,也有利于增强SDR自身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国推动SDR广泛使用,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SDR真正成为一种可流通的主流货币。8月31日,在G20杭州峰会前夕,世界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了首期SDR债券,规模为5亿SDR,得到积极认购,认购倍数高达2.47,显示了SDR债券的巨大吸引力。SDR债券的成功发行,为国内国际投资者资产多元化配置提供了新的选择,有利于丰富中国债券市场交易品种,也为G20杭州峰会就扩大SDR使用达成重要共识作了有力的铺垫。

  第三,G20自身转型的需要。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四个进程”“五个坚定不移”,向世界介绍了中国走过的路和未来的路;“四个建设”“三个共同”,为世界经济把脉开方,提出推动G20实现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中国开始发挥引领作用,用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来推进G20的发展,推进世界经济的增长,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习近平主席总结峰会在发展领域的成果讲了三个“第一次”: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制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第一次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真正给发展中国家一个机会共同发展,这也是过去G20没有做到的。

  从睁开眼看世界,到叩开世界的大门,再到逐步融入世界,直至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新的历史起点再出发,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日可待。

  现场签名(李汝/摄)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谈到,今天何亚非部长的演讲可以主要归纳为三条:第一,全球治理的客观性。全球治理思想最早起源于英国政治家、哲学家边沁和荷兰政治家格劳秀斯,甚至起源于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共产主义第一国际就是这个号召的产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像魔法师一样呼唤出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而且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整体,这实际上见微知著地判断和预言了全球治理的客观性。何部长在书里讲到,全球格局与国际关系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各国都处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高度信息化、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和文明冲突、金融和经济危机、粮食和水资源安全、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全球移民等全球性的挑战和问题更加突出。世界变成地球村,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个国家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加盟,体现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求全球治理的客观性。

  第二, 20国集团形成的曲折性和阶段性。现代全球治理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5年—1975年,从联合国的建立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延续到7国集团一统天下的体系;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从中国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7国集团开始松动,8国也好,13国也好,但是都没有改变“西方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从属”的局面;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以后,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实际上是以中国为首的10个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以美国为首的10个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中西共治”的局面。

  第三,中国作为20国集团领导者的必然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勇于担当和作为,积极推动20国集团转型,表现出卓越的动员和协调能力,特别是本次杭州峰会上无可争议的出色表现,实际上就体现出这种必然性。中国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执掌国际事务,执全球治理之牛耳,一方面得益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历史,另一方面更得益于中国稳步快速的崛起,中国已经形成了富有魅力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作为领导者的初步性,看到全球治理的脆弱性、复杂性、曲折性。

  据主持人介绍,2016年第10讲(总第90讲)读书讲坛定于10月22日举行,届时将邀请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朱维群主任主讲《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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