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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第四十五讲
张国刚:《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来源:紫光阁网     2013年02月01日 

   1月26日上午,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今年第一讲(总第四十五讲)在新闻出版总署多功能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张国刚,作了题为《<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精彩报告。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邵旭军,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副署长蒋建国,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副署长孙寿山,中央纪委驻新闻出版总署纪检组组长、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宋明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建国,新闻出版总署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孙文科,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全民阅读办公室主任吴尚之等同志出席讲坛。

 

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四十五讲(邓杨/摄)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主持人讲到,本期讲坛选择这个题目,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是为了帮助同志们读经典著作、古典著作。“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既要帮助同志们适当读些轻松的、有益的图书,更要提倡同志们读一些经典的、厚重的古典名著,因为与一般图书相比较,经典著作的内存更丰富,思想更深邃,这些著作的创作过程本身就十分艰辛。《资治通鉴》就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花费了近20年心血,编撰记载了22个王朝兴衰交替的1362年的历史,他完成这部巨著时,已是瘦骨嶙峋、目视昏近、牙齿无几。

  第二,我们不是一般地读经典,而是从我们国家机关司处级公务员的工作需求与经典对接,作这种选择。从司马光自己的资料来看,这部巨著具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功用。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说:“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曾国藩评《通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有报道说,毛泽东终身翻阅《资治通鉴》,而且每翻阅一遍,都获益匪浅,因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

  第三,即便上述两项目的都达不到的话,也可以大致了解下这一巨著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功用。如,作者就是我们小时候学习的“司马光砸缸”故事的主人公;著作原名《通志》,宋神宗以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我们熟知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脍炙人口、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都是从这部书中引发出的。即使我们不能对《资治通鉴》博大精深的内容有特别深入的了解,也应知道这部著作的成书史和传播史。

  本期主讲嘉宾张国刚,是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汉堡大学、剑桥大学等学校的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兼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等职;为清华大学及国家级“精品课程”首席主讲导师。主要著作《中国学术史》、《中国家庭史》、《中西文化关系史》、《中国历史》、《佛学与隋唐社会》等。

  

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张国刚(邓杨/摄)

  《资治通鉴》究竟是一部什么史书?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杰出领导人如此重视?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张国刚教授从《资治通鉴》概说、精髓、讲析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大家带来启发心智的哲思。

  一、《资治通鉴》概说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294卷,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灭后周以前(959年),凡1362年。原名《通志》,宋神宗以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内容条贯、叙事清晰,其内容与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相关,其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过程中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与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年后,在周恩来安排下,顾颉刚等十二名著名学者点校了《资治通鉴》标点本。

  (一)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1019-1086),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宋史》(本传)关于他的介绍是这样的:“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由此可见,司马光的禀赋和个人素质超群。

  司马光为什么写这本书?据司马光言:“先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豪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

  “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有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二)胡三省论《资治通鉴》

  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1230-1302)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

  (三)曾国藩评通鉴

  曾国藩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四)读史三境界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解释:所谓“资治”:不仅知道什么是“治”、“乱”,而且要作为“力行求治之资”。所谓“鉴”:如人照镜,“可就正焉”。读者于历代兴亡、人之贤否之中,“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读史三境界:自淑、诲人、知道而乐。

  二、《资治通鉴》的精髓

  《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实践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负主要历史责任。

  司马光曾上疏宋神宗(1048-1085):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赏、曰必罚。“臣尝以此六事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又以献陛下,诚以臣平生所学所得至精至要者,尽在是矣。”

  (一)修心之要

  修心之要有三点:仁、明、武,这三点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彊,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

  (二)治国之要

  司马光说:“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官人指干部的任用,赏与罚都是驱使官员努力工作的武器。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手段。这些治理手段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不二法门。司马光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譬如,如果根据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干部,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领导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改变自己的判断,就一定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

  (三)评论

  从修心之要(仁、明、武)到治国之要(官人、信赏、必罚),再到用人、识人,构成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管理学体系、领导学框架!

  三、《资治通鉴》讲析

  《资治通鉴》叙述了22个王朝的兴衰,记载了历史上创业君臣用人上的成败得失。张国刚教授具体分析了《资治通鉴》中的楚汉之争、贞观之治等历史事件,谈了自己的体悟,为大家带来了启发。

  (一)楚汉之争:刘项谈成败

  汉高祖刘邦在取得天下之后就总结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治钱谷,安百姓,保证前线粮草供给,我不如萧何;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我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我能用好这些人才。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导致了失败。由此可见刘邦的领导艺术,即三不如(自知之明)、人杰(知人之智)、用之。

  三不如,即领导要有自知之明。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通鉴》卷一,周纪,前377年)大意为:“领导自以为是,众人的计策自然听不进去。即使领导决策是对的,也应该集思广益,百密总有一疏,更何况决策错误,却一味拍马屁奉承使得错误更加严重呢。作为领导人,不明辨是非,一味地喜欢歌德派,没有比这更昏庸的了。而作为臣属,不坚持真理说真话,一味阿谀自保,没有比这更奸佞的了。领导愚蠢,臣属奸佞,能得到百姓的支持么,这国家能长治久安么!”

  可见,刘邦赢项羽是因为他的领导力,能够把握方向、提出愿景,并通过对人们施加影响,使人们自觉自愿地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

  张国刚教授进一步指出,领导的层次可分为三类,高层:胆识、超脱、价值、领导;中层:沟通、协调、效率、管理;基层:专业、勤勉、业绩、执行。高层管理者应遵循例外管理原则,注重重大人事布局和重大方向决策。中层管理者应注重沟通技能:自动报告你的工作进度;对上司的询问有问必答,而且清楚;努力学习,了解上司的言语;接受批评,不犯第二次错误;主动帮助他人,只要不太忙;毫无怨言的接受任务;对自己工作提出主动改善计划。基层管理者要注重知行合一。

  (二)贞观之治:太宗谈用人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通鉴》卷192贞观元年)

  何谓“用人如器”?尊重人才,用其所长。要用人之长,就要容人之短。疑人要用,用人要疑。

  唐太宗谈“用人如器”: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

  子思谈用人,取长弃短。子思:“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资治通鉴卷1)

  唐太宗谈成功之道,唐太宗:“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由此可见唐太宗用人的“五原则”,一取才胜于己者。要恢宏气度,不按照自己的模式选人。(如李靖、房杜)。二要用人之长,弃其所短。这需要能识得真才,看人看基本点。三要使贤不肖各得其所。这需要具备用人艺术。什么人可用,什么人可信,都要心里有数。四须容忍梗直者顶撞。这需要有大修养,同样也是对基本点的判断。(魏徵、王珪)五不管亲仇疏远,一旦用之,爱之如一。(一把手不搞小集团) 

  (三)修心克己

  《资治通鉴》卷1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子击(魏文侯的儿子)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卷1,前403年)所以,领导要更谦谨,更有自我反省能力。

  张国刚教授讲到,《资治通鉴》中唐太宗的一段话让我感慨万千。唐太宗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通鉴》卷192贞观元年)可见,一个人只有谦卑才能有自我反省能力,这就是克己。

  

现场签名(邓杨/摄)

  在互动问答环节,针对“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触及到的利益集团很多,《资治通鉴》对今天的改革有什么参考和借鉴作用”这一问题,张国刚教授作了精彩解答。张教授指出,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而司马光则反对变法。从历史方面讲,王安石的改革是有问题的,王安石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今天看来太激进了。从现实方面讲,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我自己解读有这么几点:第一,改革开始的时候也是社会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审慎地推进改革;第二,改革者的目的和后果是不配套的,越是深水区、形成各方利益的时候,越要稳妥审慎,要抓好抓手,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从国家预算开始。此外,针对入门读者如何读《资治通鉴》,张教授给出了一些建议和指导。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藏书》中的《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可以作为入门。但是,没有做评点,需要读者自己体会。张教授特别指出,《资治通鉴》值得大家去读,读经典不在多,读经典也在读自己。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指出,第一,先生讲到了《资治通鉴》的精髓——修心之要和治国之要,我以为讲的是内外兼修的问题,修心之要中的“仁”讲的是仁政和目标,“明”讲的是素质和品质,“武”讲的是毅力和定力。治国之要中的“官人”讲的是用人、用干部,“赏罚”讲的是奖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我以为这是一种辨证法,只有内在的“仁”、“明”、“武”,才有外在的用人得心应手和赏罚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反过来讲,对外在事业的追求要求我们必须修心克己、克己复礼。

  第二,张教授讲到领导干部的有用和无用、大用之间的辩证关系,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道理,凡是经过内外兼修、真正满腹经纶、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底气说自己不行。真正说自己不行的人是有底气的,即满腹经纶、真才实学。所以我们得到两种启示,一种就是凡是遇到诚恳地讲自己不行的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真的不行;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经过勤奋刻苦、内外兼修来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为有底气说自己不行的人。

  第三,关于用人的知人善任、各得其所。唐太宗的“用人如器”,刘邦的“三不行”,子思讲的“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我以为这和十八大讲到的“人皆可以成才”、“人才处处都有”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由此也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努力,要坚持不懈、锲而不舍,机遇偏爱那些有准备、有积累的人。二是我们作为不同层面的领导者,要懂得人才处处有,关键是缺少发现和用人不当。当我们感叹人才匮乏的时候,往往是缺乏培养,缺乏科学调配和使用,建议我们补救一下这方面的理念和修炼。

  总之,我觉得张国刚教授的概说、精髓和分析三个板块,讲到了《资治通鉴》的管理学基础和领导学本质。对于我们成为人才、培养人才、治国理政、治业理事非常有价值。另外,张教授实际上讲到了王朝兴衰与历史变迁的问题,这恰恰是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研究秦王朝的问题、要研究唐王朝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借鉴历史、吸取经验教训,从严治党、从严治身。最后,先生从古文讲到白话、从历史讲到现实、从国内讲到国外、从理论讲到案例,娓娓道来,给予我们极大的教益,特别是对我们读好书、读大书和类似的书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导读。

  主持人介绍,2013年第二讲(总第四十六讲)读书讲坛定于2月23日举行。届时将邀请北大中文系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葛晓音,主讲《古典诗词的阅读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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