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上午，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今年第一讲（总第三十三讲）在新闻出版总署多功能厅举行。论坛开讲之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会见了论坛主讲嘉宾、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双方就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华文化复兴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林毅夫先生为本期讲坛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的精彩报告。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杜学芳，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俞贵麟，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副署长孙寿山，中央纪委驻新闻出版总署纪检组组长、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宋明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涛，新闻出版总署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孙文科，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全民阅读办公室主任吴尚之，总署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安立春等同志出席讲坛。

　　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三十三讲 (邓杨/摄)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他讲到，本期讲坛向各位推荐的书目是《名师大讲堂》系列丛书中的《中国经济专题》，作者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先生。为什么要推荐此书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就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建设问题始终是我们处理和对待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国家机关司处级公务员来讲，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增加自己的经济知识是必要的。而本书具有很多好的评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教授这样评价：“这本书在很多层面都取得了成功。它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展示了中国经济实力两千多年来的跌宕起伏与伟大的复兴，全面周到地解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源头以及未来增长的前景。林毅夫以他富有见地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系统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实践经验。”本期讲坛选择《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这个主题，是因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目标。文化的改革与发展已经成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内在重要组成部分，不讲文化发展、文化复兴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单纯地讲文化发展和文化复兴也是不科学的，必须要依赖经济的有力支持。文化的发展需要经济来支持，而经济的发展则需要文化来牵引。

　　关于本期主讲嘉宾，郝振省介绍到，林毅夫先生的履历和资历表明他是一位响誉国内外的权威经济学家。他从北大毕业之后，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而芝加哥大学是全球少数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大学之一。他撰写了《中国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等18本专著，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过一百多篇关于历史、发展和转型的学术论文。2007年，他应邀在英国剑桥大学做了著名的马歇尔讲座；2011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做了西蒙·库兹列茨讲座。林先生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科技和环境的委员会领导小组任职，直至在世界银行任职，负责领导世界银行的知识发展，并对世行经济研究议程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传统上一直由欧美发达国家的学者垄断，所以林先生到世行任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让我们以一种平实、冷静、理性的心态来细心听取林先生这场重要的演讲。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18世纪之前中国的文明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然而，在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西方列强的侵凌，沦落为一个贫穷落后、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鸦片战争以后的这一百六七十年，中国的社会各界都在不断追求国家民族的复兴，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迎来了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按照当时的美元计算，1978年我国人均年收入是182美元。从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后，我国连续32年以平均每年9.9%的速度增长。这么高的速度，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高速增长的成果，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经过32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年收入在2010年达到4376美元，跨过了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在这段时间里，我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世界工厂”，最大的出口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

　　（一）工业革命与经济高速增长

　　高速增长是现代经济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文明现象。在西方世界，18世纪以前，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只有0.05%，这意味着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也就是说，其实当时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进入到19世纪以后，突然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增加了20倍，从人均每年只有0.05%变成每年1%，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意味着70年时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进入20世纪，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又增加了一倍，从每年只有1%变为2%，经济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就减为35年。

　　为什么进入18世纪以后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变化还在不断加速，其背后原因实际上是在18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导致技术发明、变迁、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也不断从附加价值较低的农业进入到制造业、工业、服务业。技术的转变跟产业的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这个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成为人均收入提高的物质基础。

　　中国在18世纪以前还领先于世界，但是100年时间不到，中国就从世界上最鼎盛的文明国家变成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其实并不是中国退步了，只不过是其他国家进步太快。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而中国还停留在原来前工业化时代的要经过几百年或几千年才能翻一番的速度，这是一个落后。

　　（二）后发优势与经济高速增长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之后，它的产业、技术都是在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创新必须是自己发明的，而发明的投入非常大，成功概率非常低。但是，落后国家所采用的技术、产业是在世界前沿之内的，它与发达国家有一个技术差距，这个差距在经济学上就出现了所谓的“后发优势”。也就是说，对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在商品生产的时候，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生产率高，进入的产业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高。但创新不一定就是最新的发明，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后发优势的话，不仅成本低、风险少，而且创新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得多。

　　根据一些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共有13个经济体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取得了每年7%或更高的增长，持续了25年或更长时间。而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充分利用了经济学上所谓的“后发优势”。

　　（三）改变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如果后发优势是使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那么后发优势应该一直存在，至少改革开放前应该一直都存在，为什么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才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呢？实际上这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

　　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提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思路，希望在一穷二百的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现代、先进的重工业体系。这个目标当然非常伟大，但是会有一些问题。第一，当时的重工业产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一般都有专利保护，更重要的那些先进的产业普遍被认为国防安全产业。因此，我们必须自己搞科研研发，付出的成本跟发达国家在最先进产业研发所需的成本相当或更高。第二，这些产业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我国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资本相对稀缺，资金的价格按照市场来定就高。而当时重工业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最重要的就是资本的价格，如果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我们在重工业里面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投资需要国家动员，持续经营也需要国家的保护补贴。

　　这样的发展战略，有它的成绩，我国在60年代就可以释放原子弹，70年代卫星可以上天，但是也付出了不少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资源配置严重错位。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改变了发展战略，让那些我们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改革开放以后可以发展起来，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这个产业就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可以创造利润，有利润就可以搞投资，投资了以后，资本就增加了，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变化了，从劳动力极端密集逐渐变成资本越来越密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能够发展那么快，而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取得发展的原因。

　　（四）采取渐进双轨制改革维持稳定增长

　　八十年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但到了2000年的时候，回顾一下1960年到1980年以及1980年到2000年，后20年（1980年到1990年）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比1960年到1980年的增长速度还要慢，而且经济波动更大、风险更大。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连续32年的快速增长，而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机不断呢？这实际上是跟他们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有关。

　　“华盛顿共识”建议发展中国家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是理想当中的市场经济体系，即全盘私有化，把国有企业全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也就是政府的预算应该平衡，不应该再去补贴。但如果把那些对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体系里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取消掉的话，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全部要垮台，那些产业就会出现大量失业，进而产生社会的不稳定、政治的不稳定，没有稳定当然更不能发展。因此，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又引进了很多其他保护和补贴措施。

　　中国为什么维持了稳定而快速增长，最主要就是我们采取了渐进双轨制的改革。对于原来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工业部门，继续给它必要的保护和补贴，然后再引进一些提高积极性的方式，比如利润留成、包干制、股份制等等；在农村里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积极性；对新的产业，鼓励民营经济、三资经济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原来这些产业在国家的政策刺激下，提高了效率又维持了稳定。新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非常快，资本积累也非常快。这使得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资本积累、比较优势提高，变成了有自生能力、有竞争力的产业。

　　（五）高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这样的快速增长还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多大的潜力？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并逐渐加强自主研发。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否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否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或者是说中国维持了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但我们的文化还必须改换头面吗？林毅夫先生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文化的内涵

　　根据汉语大词典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可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个人在研究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时倾向于使用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应该都会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

　　（二）文化复兴的内涵

　　文化复兴，必然要跟两个概念相关。一是先进的文化与落后的文化。我们谈文化复兴，一个文化原来是先进的文化，后来变成落后了，希望它再变成先进。二是这个文化必须是绵延不断的，几百年几千年，如果它不是绵延不断，那就无所谓复兴了。

　　那么，何谓先进文化？何谓落后文化？其划分标准实际上是生产力水平、生产工具。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很难看哪个比较好。如原始共产社会强调公有共享，到了农业社会强调私有，到底是公有共享比较好，还是私有比较好，应该讲起来各有利弊。公有共享有利于分担风险，但不利于提高积极性；而私有有利于提高积极性，但不利用分担风险。效率当然是需要的，但风险也必须规避，所以好坏不能从它的价值本身来衡量。因此，区分一个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不是从它的伦理、价值，而是从它的器物，从它的生产力水平来看。农业社会比原始共产社会先进，是因为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现在的西方文化是先进的文化，甚至是强势的文化，它先进在什么地方，强势在什么地方？还是它的生产力水平，它的器物。

　　另外，如果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也就无所谓复兴。什么东西是绵延不断的呢？伦理价值是绵延不断的，而工具和组织都是不断在变的。我们讲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能够成为绵延不断的是什么？就是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的文化价值核心没有变过。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在中国数千年未变，所以，中国文化也就数千年绵延不断。同理，西方社会，经济上从原来的封建地主制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政治上从君权神授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让西方作为文化实体继续存在的则是八九世纪脱胎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以来，未变的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三）中国文化能否复兴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组织来讲，现在研究认为与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经济组织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体系，而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其次，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孔子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儒家的核心价值“仁”既然不是保守落后，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会不会消失？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在互动问答环节，林毅夫先生对欧债危机下一步演化的趋势、经济发展的极限、中国文化复兴的路径和渠道等问题作了精彩解答。

　　现场签名 (邓杨/摄)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指出，林先生精彩的演讲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第一，林先生描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起伏和改革开放以前的奇迹，使我们对发展经济学的内在价值及其社会效能有了一定了解，也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改革开放的一个深层、具体的原因，并预测了我们还可以维持20年左右的较高增长率。第二，林先生提出，判定一种文化的先进或落后不能单从文化自身得出方案，其标准要在经济基础方面去寻找和探求。文化说到底是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产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指导地位，为我们从社会大背景分析文化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内容。第三，林先生谈到核心伦理价值与器物层次关系，主张在技术上引进创新，实际上是坚持对外开放、拿来主义的宗旨；先生讲到组织层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张后发优势，实际上是倡导解放思想、他为我用的宗旨；讲到能否形成一个完备有机的文化体系，实际上是讲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的问题，强调坚持科学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的关系。第四，文化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脱离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来研究文化问题，但并不等于否认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林先生提出了文化的绵延不断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不断，并且为我们演绎了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我国历史上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使我们看到了核心价值在一种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林先生讲到这种规律有它的随机性和或然性，不容易并非不可能改变，并特别是对我们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包括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寄予厚望，值得我们深思。

　　主持人介绍，2012年第二讲（总第三十四讲）读书讲坛定于2月25日举行。届时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主讲《大地·春天·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