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应着力培育结构调整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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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勇 刘 亮 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根本任务在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谓“保增长”仅是一方面。因为如果过去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那当务之急就是转变发展模式，着力培育结构调整的动力来源，而不是简单地刺激经济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滑行。并且，结构调整的动力来源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结构的自然转变，而需要强调政策调整的主导作用，包括放松管制、体制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来已久，且意义重大，但至今却任重道远，收效不大。其中原因何在？中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可能是原因之一。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而正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十分甚至“过于”丰富，使得资本回报率一直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此之难。 由此而来的一个推论是，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只有在劳动力资源开始变得稀缺时才能实现。勿庸置疑，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的转变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与此前人们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心不同，现在不少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或将帮助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因为，当廉价劳动力优势消耗殆尽时，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其他的增长源泉，尤其是技术进步来推动。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莱文认为，中国制造业要过15年到20年的时间才能具有转型的条件。因为，只有当中国发展到剩余劳动人口得到充分吸收，同时制造业工资上升到世界水平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时，中国将势必把重点转移到创新创造方面上来，在产品附加值、服务业以及知识创造方面大显身手。国内也有专家认为，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中国可以不需要依赖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此之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真正变得可能。 这个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笔者在一年前也曾指出，应该看到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但问题是，这个转变并不会自然发生。 刘易斯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他在1950年代发展出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只有当城市现在工业部门扩张到能够完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工资才会增加，以便能继续吸引到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二元经济才会向一元经济转化。这个转变的开始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应该说，刘易斯拐点目前在中国已初露端倪。财政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保留工资，即进城工作的收入必须高于这个收入才行。 人口转变之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逆转的压力，但这是否会逼死企业，而不是促进企业顺利转型？在当前情况下，恐怕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前者。道理很简单，给定中国制造业当前所处的分工位置，消化成本提升的空间十分有限，一定幅度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对很多产业来说就可能是致命的。 人口转变与增长方式成功转型之间的关键点在于，技术进步能够同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在人口转变之后，中国的劳动力是贵了，但变贵了的劳动力要能被世界市场认可就必须具有相应的劳动生产力。这正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瓶颈。否则，中国企业可以轻松地将成本负担转移给国外消费者，然而，这样做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加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劳动生产力必然的一步，人力资本形成需要一个周期，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坐等人口转变催生技术进步可能过于乐观了。设想一下，加入中国青壮年劳动力突然减少了1亿，中国制造业的就能够很快顺利转型吗？这种情况在人口红利消失的发达国家尚未实现，在中国这个未富即老的国家就更不可能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城市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仍不容乐观，很多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仅限于中学阶段。基础教育的普及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但可能无法支撑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转型。 此外，人口转变也不会自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是结构调整的要义所在。前苏联曾经有过辉煌的产出增长记录，但主要是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实现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体制改革而出现过若干次跳跃式提升，但既有的改革动能已经释放殆尽。在金融等部门深化改革开放，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这需要一系列积极的举措。 结构性调整主要应依赖市场，这包括人口转变带来的要素价格的变化，但更多的是放松管制。金融危机再度表明，完全的市场模式不可信赖，但中国离此模式甚远。市场经济仍然是最有效率的配置资源的方式，中国尚未充分挖掘其效率。这其中，政府的作用巨大。当前，鱼贯而出的救市政策应该更多处理结构性的失衡。在过去，政府将大量资源直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之中，现在社会保障、收入差距等制度性基础设施更值得政府去做。这是结构性调整动力的主要源泉。由此，消费和服务业才能更快增长。这些是我们自己要办好的事情。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经济学博士） 结构调整的动力来源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结构的自然转变，而需要强调政策调整的主导作用。当前，鱼贯而出的救市政策应该更多处理结构性的失衡。在过去，政府将大量资源直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之中，现在社会保障、收入差距等制度性基础设施更值得政府去做。这是结构性调整动力的主要源泉。由此，消费和服务业才能更快增长。 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