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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 肖 鹰
(2007年6月17日)
从宝玉和黛玉看《红楼梦》的人生诗意
我今天讲《红楼梦》的原因之一是最近北京电视台和中影集团联手,造势“打造”50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并且开始了一场比超女更超女的《红楼梦》选秀活动。这个活动要持续八个月,号称是全球华人的大型选秀,而且还有很煽情的口号:“呼唤红楼梦中人”。
那么,为什么要重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过去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是不是很差?差在哪里?如果我们重拍,又在什么地方可以超过它?现在我们想想,“红楼梦中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从曹雪芹的小说来看,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意象?这个意象转化为电视和电影,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换句话,《红楼梦》的意象世界究竟是什么?当这个意象世界从语言的媒介转化为电子媒介之后,它的变化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
我认为,《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能在世界文化史上流传下来的小说,是可以和荷马史诗、莎士比亚的戏剧一起在世界文化中留存下来的小说。它的重要特点是什么?我认为是一座诗美的圣殿——诗美的“大观园”。这其实也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特点。《红楼梦》的美,不是情节叙事的宏大的美,不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不是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让你刻骨铭心、不能忘记而且非常准确,就像刀刻一样的描绘的形象,都不是。林黛玉究竟怎么样,谁也不能描绘出来。它就是曹雪芹笔下的一首诗。《红楼梦》是积淀了中国诗歌文化精华的一部大诗。读《红楼梦》,一定要以诗意的眼光去读,它的基本情景都是一个又一个的诗景,用脂砚斋的话说是“从诗中化出”的。《红楼梦》的诗意的核心,就是“情”,是对人生世界无名的感触和关爱。
林黛玉究竟是什么模样?曹雪芹用了一首诗来描绘她,诗中说道:“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时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似西子胜三分。”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是描绘黛玉的神,“似蹙非蹙笼烟眉”、“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黛玉之神”。比如说,什么是“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呢?我们常说“热泪盈眶”,但那不叫“泪光点点”。泪光点点,眼睛里有泪意——泪光,但是还没有形成泪珠,也不会叮叮咚咚地往下掉——这样就不是“泪光点点”,而是“泪珠滚滚”了!同样,“娇喘微微”也是不可言传的“神气”,这既不是大口喘气,也不是气若游丝,而是难以言说的“气质美如兰”的娇媚之气。
这首诗的后半部分,是描绘黛玉之形。关键在于“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时似弱柳扶风”两句。黛玉之形如何呢?静态的时候就像鲜花的姣容投影在宁静的水面上,这个形态是容易领会的。但“行动似弱柳扶风”,大家有没有亲身体会过?我有亲身经历:1983年,我在人间天堂杭州旅行的时候,去灵隐寺游览,见到一个女孩,她穿着一条春花色的连衣裙,进大雄宝殿的大门的时候,就像一片柳叶,没有一丝声息,飘进去了……我感觉这就是“弱柳扶风”,令我忘神。待我后来回过神来,想再见这女孩一眼,在大雄宝殿转了三圈,却没有见到她的踪影。我这个经历有点像“聊斋”,但真是如此!
这首诗以“心较比干多一窍,病似西子胜三分”做结尾,是对黛玉形象的总结。这个总结将黛玉之美,归结为“心”和“病”。“心”因“病”多,“病”因“心”生,因此而衍生出无限娇媚和委屈。我认为,中国古代有两个第一等的大美人,一个是西施,一个是林黛玉,这两个美人都有病!林黛玉形象的特征,即“黛玉之美”,如同“西施之美”,实在是诗意的病态美,是“娇袭一身之病”。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偏爱病弱的女性美?我认为这与文化核心中包含着对“天地无限、人生有限”的生命忧患感有关,体现的是对自我生命的无限哀怜和珍惜。
按《红楼梦》第一回的说法,黛玉是为“还泪”而降临人间的,她要用一生的眼泪偿还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之恩。黛玉一生泪哭,泪尽而逝,用脂砚斋的话说是为“哭这个‘情’字”而活着的。她所哭的这个“情”,不只是她与宝玉的儿女之情,也不只是对自己病弱的肉体生命的哀痛,而且是对人之生本身的沉痛无尽的歌泣。她实在是为我们大家生而为人一哭!在第二十七回中,众姐妹们在阳光照耀的花丛中嬉戏,唯独她一人收拾落花去掩埋,并悲歌《葬花辞》。《葬花辞》在整个《红楼梦》中,却是一个偈,一个鲜花与女性生命归宿的预言。脂砚斋就说:“埋香冢葬花乃诸艳归源,《葬花辞》又系诸艳一偈也。”《红楼梦》中的女孩的命运就是《葬花辞》所描绘的。“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首诗展示的是一种生命与幻灭、美丽与惨痛的强烈对比,展现出铺天盖地的美中的一种深沉的幻灭感。春天里的痛苦,比冬天的痛苦更为深刻,因为有反衬。这个片断,其实是一首生命的壮诗,浓缩了中国人对春天不常在、生命短暂的深刻忧患感。
对中国的文人墨客来说,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灵来说,最大的悲伤不是自己的死亡,自己死亡如果还有另外的彼岸的天堂,那不是最后的绝路,恰恰可能是新生的希望。中国文化没有天堂,所以死,就是“花落人亡两不知”,整个世界都静灭了。这是一种彻底的沦丧、彻底的幻灭。黛玉之哭,实在是这无所归依的生命幻灭之哭!脂砚斋说他再三读《葬花辞》,总有“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之感,真是千古知音之言。
贾宝玉其实就是清代的庄子。我认为,中国有两个伟大的男人,这两个伟大的男人都有大问题。他们,一个是庄子,一个是贾宝玉。贾宝玉和庄子真是太像了!庄子是什么样的人呢?比如屈原满腔愤懑,比如陶潜胸怀散淡,比如李白豪情冲天……但唯有庄子,你不能说他是哪种痛苦、哪种悲哀、哪种欢乐,只觉得整个天地被他承担。脂砚斋称贾宝玉是“说不得的怪物”:你不能说他好,也不能说他不好;你不能说他俊杰,你也不能说他混蛋。谁也没办法说,只有一个人可以跟他配,那就是林黛玉。这就难怪,《红楼梦》中上下数百男女,唯有宝玉聆听到黛玉《葬花辞》,实际上也只有宝玉才是《葬花辞》的真正知音!
宝玉听到《葬花辞》的感受是什么?书中描写的是,宝玉在山坡上听见黛玉的吟唱,先不过点头感叹,后来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为什么曹雪芹在这里写他恸倒在山坡上,然后怀里落花撒了一地?从场景描写来看,这个情景与前面的“花谢花飞花满天”是相呼应的。但为什么宝玉听到最后那几句会那么伤心呢?因为《葬花辞》最终触动的是宝玉对人生世界的沉痛感慨:“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即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始可解释这段悲伤!”
你看,宝玉想到的是,林妹妹这么可爱这么美,却不免花落人亡、无可寻觅,令人多么悲痛!这是对美的毁灭的悲剧的悲痛。更进一步,宝玉又想到,我究竟要变成什么东西,或者干脆不是一个东西,我才能摆脱这种苦恼?我刚才说了,这种幻灭感,是存在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的、到最后万物归于寂灭的生命感。这种生命感引发的是悲悯苍生万物的大悲。中国人天生有一种乐极生悲的情怀。乐极生悲,这不是说今天得了一万块,明天就会丢掉三万块,不是这个意思。是讲人在世界上,是有限的,生命本身是脆弱的。这就展示了贾宝玉由林黛玉的悲叹、哀伤想到人生生命本身的悲剧性。鲁迅先生说:“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者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
宝玉不幸恰巧是一个多所爱者,“绝代情痴”,还有谁比他更多爱?这么一个无限爱着的人,却又见到了太多人的死亡!就在二十八回前后,他见到了好几个人的死亡,而且都是非常亲近的。秦可卿,还有秦可卿的弟弟秦钟,尤其还有金钏的死。作为一种谶言,后面所要面对的更是连绵不绝的“花落人亡两不知”。庄子本来是一个大欢乐的人,但是恰恰他这个大欢乐的人对人生的有限性有至深的理解。他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宝玉与庄子一样,至深地领悟了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因此胸怀着中国文化与生俱来的最深的痛。
所以在这里,贾宝玉真不知如何解释这段悲伤,其沉沦迷茫之感,只能用曹雪芹这两句诗来描绘“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脂砚斋说用这两句诗结束《葬花辞》,是令人“叫绝称奇”的笔法。究竟今生终于何方,终了之后又如何,我们说不清楚!我们要怎么面对这无结果的人生归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目标不是指向天堂或来世,而是热爱生命、珍惜当下,用诗与哲学的话语来说,就是投身于宇宙生气活跃的大运动(大化)之中。陶渊明的诗歌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即将自我有限的生命汇合于天地无限的运动。陶渊明富有哲理的诗意转化为具象的东西情景,恰好就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实际上就是在天地一片苍茫的春色之中寄托自己的身心。
从《红楼梦》我们可以看到,宝玉之情不限于儿女之情。越剧《红楼梦》最大的局限是把它缩减为儿女之情——宝黛爱情。这是一个大缩减,但它是舞台剧,没有办法。但是从《红楼梦》本身来说,你会发现,宝玉的情感太丰富了,太伟大了。
一部《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在于它写了这样一个贾宝玉。贾宝玉和巴尔扎克的人物非常不同,在于他不可以具体描述,给他画一幅像。因为贾宝玉是诗美的化身。中国美学的诗美,最重要的特点是追求自然之境。所谓自然,一方面是素朴纯真、任性随意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则是体悟宇宙生命而获得的超越空灵的境界。简单讲,前者是“真”,后者是“妙”,而诗歌中的“自然”就是“真”与“妙”的统一。贾宝玉恰恰是这样一个“真”和“妙”统一的“自然之人”。脂砚斋说贾宝玉的性格是“情不情”,林黛玉的性格则是“情情”。林黛玉的爱是专一的,爱我所爱,或者爱爱我的人,“情情”。贾宝玉是“情不情”,即博爱,属于基督的意味。脂砚斋又说:“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宝玉常被人看成“痴”和“呆”,都因为他对天地间草木虫鱼,都有一番热心关照、体贴,是看花落泪,望月伤神的“情种”。宝玉实在对天地万物都有一种自然亲切的生命认同感。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不是寂寞无情的,这个世界是痛苦悲惨的,同时又是热烈美丽的。
宝玉的“痴情”,在面对晴雯的死时,表现得相当强烈。他自己不能直接和晴雯告别,所以心中希望晴雯死前最后还恋念着他,呼叫着他。当一个丫鬟实话说晴雯临死并没有叫他时,他责怪这丫鬟听错了;另一丫鬟迎合宝玉,明显撒谎说晴雯叫他了,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还急着帮这个丫鬟圆谎。宝玉这么聪明,何尝不知道是谎言!其实,宝玉帮丫鬟圆谎,就是替他自己圆梦。因为现实中的大观园已经风刀霜剑严相逼,鲜花般的少女们都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残了。在现实中他甚至不能有爱和美的梦了,他就将自己的梦建立在丫鬟的谎言中。
大家知道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塑造了一个为爱生死轮回的杜丽娘。汤显祖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也?”按照汤显祖的话说,爱要爱到真挚深切而至于“情不知其所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爱。如果女孩子问你,你为什么爱我?你不能说爱她的眼睛,也不能说爱她的鼻子,你要说“情不知其所起”,要有这种气派。“一往而深”,深到什么境界?“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大家有没有这种境界?汤显祖说“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有的人动不动把自己搞死了,活不过来,那也是白死了。想死,死之前要想好能不能活过来,这个难度比较大。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去想死的问题,不要以死示爱。后路一定要想好,不然就白死了。“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因为在现实中,我们的爱、美和理想不能实现,怎么办?只能寄托于艺术、诗歌,或者寄托于梦。这就是贾宝玉的一种胸怀,这种胸怀就是超越现实的束缚限制,甚至超越生死的界限去追求自己的爱,表现自己的爱。这也就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影视没有读懂的诗意红楼梦
为什么重拍《红楼梦》这么大的工程,着眼点不是大家来读、大家来研究《红楼梦》,而是一场选秀运动?也许导演觉得演员的形象、明星效应是最重要的。有些娱乐记者说要李宇春来演贾宝玉。我觉得真让李宇春演贾宝玉,肯定不行。她怎么能这样来糟踏贾宝玉啊?她怎么可能演?无论硬件、软件都不行。当然这是娱记搞的。如果这样搞,那就是周星驰的电影了。我觉得1987版《红楼梦》电视里的有些人物造型很好,像薛蟠、贾母等等,都比电影好。但是,其后的电影《红楼梦》却糟蹋了宝玉的形象,把宝玉弄成一个没心没肺的弱智儿。
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均对《红楼梦》的诗意误解遗失处处。比如,贾宝玉为什么会到山上来碰到黛玉葬花呢?按影视的表现,是因为贾宝玉那天在大观园没有见到林黛玉,有意去寻找她。然而,按小说上写的,他并没有要去找林黛玉,只是“恐她伤心忘了葬落花”,看到一地落花,贾宝玉就自己收捡了一些落花,到后山去葬,表现的是宝黛“心有同然”。因而真正是不期然而然地碰到黛玉在唱《葬花辞》。但是电视剧里,宝玉在姐妹中没有见到黛玉,转身欢奔而去,在树林中东寻西找。这贾宝玉哪里是去葬花啊!简直是一个捡蘑菇的小孩!
按照我的观点,到了后来应该是这样的:贾宝玉恸倒在山坡之上,怀里的落花撒了一地。这么一番慷慨的思虑,电影应该这样表现:应该在万紫千红之中,有一翩翩白衣少年,恸倒在山坡上,周围在清风曼舞之中,先是聚焦的长镜头,然后用遥拍把它拉开,画面混入一片苍茫之中,天光云影无限。我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展示宝玉当时的胸怀。
再看看曹雪芹描绘出来的林黛玉,和我们看到的电视剧上的林黛玉,是相同的么?我们看一下她在电视中的特写。这是你们心目中的林黛玉吗?恐怕不是。差别太大了。说她病,看她艳丽的嘴唇,营养还可以啊,身体也不错。这不是“娇喘微微”,这是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气派。荧屏上的这双眼睛也不是泪光点点,而是泪眼婆娑。其实这里面牵涉到电视艺术的基本特征,即麦克卢汉所说的:“从技术上说,电视是趋向于一种特写镜头的媒介。”特色,将林黛玉的形象触觉化了,从而剥夺了我们用想象去体会其诗美的空间。
我所说的黛玉和宝玉的这些片断,都是电影电视将本来意味深长的中华大诗平面化了,把它弄成可以触摸的一些连续的图像。所以你看了电影电视《红楼梦》之后,你会觉得原来《红楼梦》不过如此。因此我认为中国美学,它的电子时代有一个使命,就是反抗平面化——平面化是电子媒介时代的共同倾向——把一切变成图像,但是不能表达出原有的意蕴。
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宝玉向丫鬟追问晴雯遗言这个情节,让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剧《红楼梦》是怎么表现的。你们看,小说中的情景本来是水芙蓉,即莲花,在电视被变成了木芙蓉。大家知道,莲花在中国文化中是有出污泥不染的寓意的,这一改,这个寓意被改掉了!还有,晴雯做芙蓉花神,本来是宝玉的心愿,在电视中却被改作宝玉被动接受的一个“事实”。这样就把宝玉的那种超生死的爱的情怀给淹没了。还有一个问题,电视让他们俩在狭长的小道上悠然谈天、消磨时间,相反,小说中本来宝玉此时的心情急迫沉痛的。我们研究艺术理论,叙事节奏和传播的情感是有关系的。这里搞得很舒缓,很优雅,好像很美。我不知道编导动机为何?
我们来看一下电影中的这个片断。电影更糟糕了。我本来以为电影更精致,更有叙事能力。用麦克卢汉的说法,电影是热媒介,有更多的叙事手法,含量更大,画面语言更多。但是电影更糟糕。电影在这段情节中,先把妙玉和宝玉搞在一起,黑灯瞎火的,这俩人在干吗?鬼鬼祟祟的,好像《画皮》中的鬼魅!后面电影的叙事,展示宝玉的梦,也同样搞得鬼气十足。小说中,只是宝玉梦见晴雯来床头对他说:“我走了,你们好好过。”很简单的一个情节,表现宝玉对晴雯将死的预感,电影里却把情节变了,变成她来向宝玉宣告要去天上做花神,宝玉的反应却是无端惊哭。这些是现代演技派的动作。大家看,这是不是聊斋的镜头?那么阴森恐怖。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阴惨的镜头用在宝玉的戏中,确实令熟悉《红楼梦》的境界的人很痛苦!因为写宝玉一定要用春天。宝玉的春天是惨烈的,但也是辉煌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是这样一种情景。这样的情景是热烈的,也是惨烈的。阴冷的应该是林黛玉。林黛玉和史湘云在荷塘边作诗的时候,史湘云说:“寒塘渡鹤影。”林黛玉对上一句:“冷月葬花魂。”凄惨之至,和她的《葬花辞》是相配的。我觉得,如果导演真的理解《红楼梦》,应该在电影格调、色调上有一个基本的把握。电影《红楼梦》,我觉得像是鬼片似的。宝玉和晴雯之别,也应该是姹紫嫣红的,在热烈之中有一种“感时花溅泪”的感觉,而不是这种鬼片似的。
刚才提到的这些电视、电影,像麦克卢汉说的,在电视媒介时代,电视和电影把图像性的东西超负荷地给了我们,使我们产生图像迷恋,一切都要那么质感,那么强烈,那么刺激,这时候发现诗意的东西少了。为什么编成这样?他们是想要好看。他们觉得不捶打自己两下,就显得贾宝玉不酷。特别是电视,小屏幕、近距离,导致了把娱乐变成了最基本的风格。最悲壮的、最惨烈的,都是最质感的,不给你留下想象、回味的空间。中国的艺术,像《红楼梦》这样一部大诗,有很多场景,是任何电影或者任何具象不能演绎的。如果你要演绎那就是弄巧成拙。
经典的永恒意义
《红楼梦》是一部浓缩了中国文化的人生感、宇宙感、历史感的大诗。有故事、也有情节、也有人物,在文学分类里可以说是小说,但是从它的文学品质来说,是诗,要用诗的胸怀去读。
怎么来保持经典作品的味道呢?我认为不可能通过电影电视来保持。经典只存在于经典当中。所以要保持红楼梦的意蕴,我们必须读《红楼梦》原著,要细读、认真地读。西方学者很多人能背诵《荷马史诗》。反观我们百年以来究竟保存了多少,积淀了多少中国文化?我在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说,我们现在开口就说“创新”,认为“新”的就是好的!现在,我们承受着“创新”的意识形态冲动的压力。这个压力,既不利于真正的创新,也不利于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典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坚持认为,在今天这个时尚主导文化的时代,我们的学生如果不懂人文历史,没有对经典艺术有真正的感受和敬意,那么我认为他很可怜。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就要懂艺术,而且要懂历史上的艺术。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国家的大众文化机器,以“创新”为大旗,以“传播”为幌子,以“娱乐”为诱惑,从《红楼梦》开始到《三国演义》、到《论语》、到《庄子》……动用三流的作家、票友式的“学者”,以“揭秘”、“品评”、“心得”等娱乐伎俩大张旗鼓地糟踏经典文化,并且势不可遏,我欲哭无泪!
经典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用金圣叹的话说,它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我们今天的流行电影,超女超男之类,它可以开你一时眼界、开你一个眼角,让你瞬间倾倒、发狂。但是只有经典才可以开无限眼界。经典之所以能开后人无限眼界,因为它是丰富的、深刻的、立体的、多层次的,而流行文化作品却是单面的。我认为《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归根到底,它是一部中国传统人生的百味诗、中国传统审美文化诗美的结晶!
肖 鹰 1962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美学, 当代文化。1998年7月至2000年4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10月-至2002年3月,应邀在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做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美学和文学。已出版专著《中西艺术导论》(2005)、《美学与艺术欣赏》(2004)、《真实与无限》(2002)、《形象与生存》(1996),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艺研究》和《文学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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