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学国学经典”名家讲座（下）第六讲 《明清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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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中国的诗歌发达得比较早。《诗经》和楚辞的成就已经使人赞叹不已，唐代的诗歌更是让人有一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感觉。可是，中国的小说却步伐蹒跚，直到明清时期，才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所以，我今天特别地讲讲明清的小说。诗歌的早熟使它没有能够更多地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从而养成了非常单纯的抒情性格，短小精练，而小说的大器晚成，却使它非常从容地从诗歌、散文、戏曲和其他艺术中汲取营养，从而养成了相当复杂的性格。有关明清的小说，需要讲的问题很多。限于时间，我今天准备讲以下四个问题：一、世代累积型的小说
二、越是伟大的作品越需要虚构
三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
四、《红楼梦》里的大手笔 一、 世代累积型小说 中国古代的许多小说，不是一个作家的独立的创作，而是世世代代累积而成的集体的创作。从这些小说的成书过程来看，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开始有一点史传的根据，民间的传说，野史的记载。逐渐地被用作诗词的典故。宋元以后，进入瓦舍勾栏，成为说唱文学的题材，得到说唱艺术的浇灌，戏曲的滋补。经过无数无名氏的修饰加工。直接地反映民众的喜好，民众的爱憎，民众的欣赏习惯。故事越讲越热闹，情节越来越丰富复杂，人物性格越来越生动丰满。最后由一个或两个写定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艰苦的再创造，大致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三侠五义》均属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 第一个例子，有关《三侠五义》，有关包公。包公，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就包拯的为人来说，小说里的包公和历史上的包公出入不大。刚正不阿，反贪局、中纪委的最适合的人选。但是，就其生平事迹而言，历史上的包公和小说戏曲里的包公出入就大了。历史上的包公，主要是一个谏官。而小说里的包公，主要是一个执法官，一个破案专家。是福尔摩斯。历史上记载，仁宗的时候，包拯被任命为开封府的知府，总共只当了一年半。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没听说他破了什么案子。《包拯传》上只说他当天长县知县的时候，破过一个牛舌案。……这个案件很简单，也没有调查研究，只是主观判断，擅长审讯，掌握犯罪心理。就是这样一个案子，又见于《宋史?穆衍传》。五代时的《折狱龟鉴》这本书里，也记了这样一个案子。所以，包公破的这个唯一的案子，也还有掠人之美的嫌疑。而小说和戏曲里的包公，简直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包公案》里100个故事。有历史根据的只有这个牛舌案。从《海公案》抄来的有22件。借用他书的18件。游戏取闹的12件，不知来历的37件，传说8件，重复的2件。宋代以后，老百姓对谏官的兴趣已经不是很大，况且已经有了唐代的魏徵作了谏官的榜样。不需要包公来代劳。而老百姓对于执法如山、为民请命的清官的兴趣却越来越大。现实社会里的冤假错案如此之多，老百姓除了造反，只能寄希望于鬼神，寄希望于清官。或许还寄希望于金庸小说里的那种侠客。所以，是时代在呼唤着清官的形象，正是在吏治最腐败的元代，包公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谏官的包公被民众改造成清官的形象，很多其他人破案的故事也逐渐地附会到包公的身上，逐渐成为我们民族的一尊偶像。民族的偶像很多不是历史所造成，而是文学和艺术所造成。中国人的历史知识大多从小说戏曲中来。现在又有了很多戏说，乱说、胡说、瞎说。历史知识一片混乱。爱听。但是，有一个问题，历史只有真实，才能成为现实的镜子。以史为鉴，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历史必须真实。要了解真相很难很难，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不会告诉你真相。 看成书过程中人物的变化。以《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为例。诸葛亮是一位贤相的典型，也是军事智慧政治智慧的化身。小说第37回，全书近三分之一时诸葛亮才出场。诸葛亮一出场，就使局面顿时改观，起到了扭转乾坤、力挽狂澜的作用。他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取汉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智收姜维，处处表现出他高瞻远瞩、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胸襟识度。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忠心耿耿地执行既定的方针，他呕心沥血地指挥了每一次战役。他严以律己，忠贞不二。诸葛亮是刘备集团实际上的灵魂。他的决策关系着蜀汉的生死存亡。从全书来看，诸葛亮出山以后，才显得风吹云动，精彩纷呈。从人物描写的角度来看，诸葛亮在全书处于中心的位置。极而言之，书中的一切人物，包括曹操、刘备、孙权、周瑜、鲁肃、司马懿，均成为诸葛亮的陪衬。诸葛亮洞察一切，可是他却偏偏喜欢后发制人。诸葛亮料事如神，但他却比任何人都小心谨慎。诸葛亮功勋卓著，但是他却并不心高气傲。纵然是大兵压境，他也依然是那么从容镇定。这就是诸葛亮的魅力。《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和历史上的诸葛亮，不完全是一回事。诸葛亮艺术形象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历史上，诸葛亮主要从事外交和后勤的保障支援工作，而不是前线的指挥官。刘备入川的时候，带的是张飞和庞统。汉中之役、伐吴之战，都是刘备亲自指挥。刘备在世的时候，诸葛亮在军事上的作用并不突出，跟小说戏曲中的诸葛亮形象有很大的差距。诸葛亮统一国家的理想，坚忍不拔的意志，他的政治才干，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很为后人所敬仰。尤其是在国家动乱、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诸葛亮的名字有很大的号召力。诸葛亮去世以后，他的事迹就在民间广泛地流传。蜀汉人民十分怀念他，各地要求为诸葛亮建庙的人很多。东晋的时候，由于民族的矛盾，南北的分裂，诸葛亮的故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诗中歌颂诸葛亮的作品很多,其中尤以杜甫歌咏诸葛亮的诗歌最为著名。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已经为诸葛亮的形象染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诸葛亮成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宋元时期，在那个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时代，诸葛亮讨贼兴复的斗争对于当时的汉族人民具有很大的鼓励作用。著名的爱国将领岳飞就十分崇拜诸葛亮。另一位爱国名将宗泽，在临终的时候，长吟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而死。在时代精神的推动下，在说话艺术的孕育下，诸葛亮的故事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对诸葛亮的描写也更加侧重他的军事和政治的智慧。诸葛亮由一位萧何式的人物，变成临阵指挥的三军统帅，变成军事智慧政治智慧的化身。 二、
精彩的地方几乎都是虚构（以《三国演义》、《红楼梦》为例）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书中重要人物的主要的活动，和历史相去不远；但小说中的精彩部分，几乎都是虚构。从历史上看，鞭打督邮的是刘备，而不是张飞。草船借箭的是孙权，不是诸葛亮。斩华雄的是孙坚，不是关羽。颜良倒是被关羽斩了，文丑却并非死在关羽的刀下。为关羽刮骨疗毒的也不是华佗。隆中一带并没有什么卧龙岗。赤壁之战的决战地点不在赤壁，而是在乌林。吕蒙、潘璋并非因关羽显灵复仇而死，他们都是一般的病死老死。历史上的周瑜是一个豁达大度之人，可是小说把他写成一个心胸狭隘之人。马谡确实是丢了街亭，但诸葛亮却没有“挥泪斩马谡”。据《三国志?马谡传》上的记载，马谡是死在牢里。《三国演义》里讲得有声有色的曹操行刺董卓、三英战吕布、王允的连环计、孙策的怒斩于吉、火烧新野、刘备的越马过檀溪、蒋干中计、三气周瑜、关羽的降汉不降曹、华容道放曹操、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弥衡的击鼓骂曹、关羽战黄忠、左慈戏曹操等等，完全是小说家和民间艺人的虚构。史书上关于诸葛亮出山的事，记载得十分简略，而小说却敷演出刘备三顾茅庐的大段漂亮文字。史书上涉及关羽的材料不多，可小说却描绘出“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三国演义》中那些精彩的篇章，大多具有民间传说的深厚基础。历史上的关羽，也没有《三国演义》里写的那么高大全，那么完美。《三国志?明帝纪》的裴注里引《献帝传》上说到，吕布有个下属叫秦宜禄，他的前妻是杜氏，长得非常漂亮。曹操兵围住吕布，关羽屡次地请求曹操，打完仗，杜氏归他。因为是多次的请求，曹操怀疑杜氏特别漂亮。仗打完，果然抓到了杜氏。曹操心想，我先看一下，把杜氏叫来一看，果然绝色。于是曹操就自己留下了，没舍得给关羽。关羽当时的心情如何，史书上没说，想来很沮丧吧。关羽也是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三国演义》没有把这段史料用上，怕是破坏了关羽的高大形象。诸葛亮本是一个萧何式的人物，但小说把他写成一个神机妙算的三军统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有关《红楼梦》的各种奇谈怪论。 《红楼梦》是极写实的，它“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与此同时，《红楼梦》又在极写实的描写中渗入了极虚幻的文字。小说第一回太虚幻境的那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但告诉读者，那种“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都是瞬息荣华，都是假象幻影，都是不值得追求、不值得留恋的东西；而且提醒读者，作者的艺术手法也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真而又假、假而又真的艺术虚构。 《红楼梦》中高度典型化的手法、暗示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作者对于贾府衰败的政治背景的有意淡化和回避，使得《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生平研究中处处都是谜。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从未看到一部作品，有《红楼梦》这么多的谜。围绕着《红楼梦》和曹雪芹的无数的谜，往往上下勾连，左右纠缠，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分割开来进行独立的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之谜，勾连着《红楼梦》的文本之谜，作者的谜牵扯着版本之谜，前八十回牵制着后四十回，后四十回纠缠着前八十回，大谜中套着小谜，情况十分复杂。对于红学中的无数的谜，红学家们不畏艰难，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许多问题没有公认的答案。有关曹雪芹的研究，至今还是一片假设之林。离曹雪芹越近，我们知道得越少。没有一份答案不引起争鸣，没有一种解释不需要商榷。有些谜好象解开了，但一有风吹草动，便又动摇，又开始新一轮的争辩。 因为《红楼梦》的特点，所以在红学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的奇谈怪论。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所谓索隐派。索隐派的本意并不坏，他们是要寻求作者的本意，揣摩《红楼梦》的微言大义。他们不相信，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只是在言情，作者一定是另有寄托。在索隐派眼里，《红楼梦》只是一本巨大的密电码。索隐派给自己规定的神圣使命就是要破译这个巨大的密电码。索隐派的动机并不坏，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喜欢、钦佩《红楼梦》的。有些人还喜欢得要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对《红楼梦》的见解也不无可取之处。但是，他们的思想方法都极主观，他们呕心沥血的工作，却得到很差的成绩。人们给他们的评语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走火入魔、匪夷所思。索隐派虽然一再地受到打击，但始终没有消失。它的种子绵延不绝、流传至今。 《红楼梦》中有关秦可卿的描写，本是《红楼梦》的软肋，有人从秦可卿入手来开始他的“揭秘”之旅，是毫不奇怪的。原来近百年的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都没有看懂这部伟大的作品，直到有人出来揭秘，才使《红楼梦》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曹雪芹真是太失败了。 索隐派个个以指点迷津、解人痴梦的导师而自居，以曹雪芹的知音而自居，其实是自己坐在梦里，津津为人解梦，真所谓“丞相非在梦中，乃君在梦中耳”。 …… 三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 乾隆时期，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部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两部巨著丰富的思想容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我们一种说不尽、道不完的感觉。鲁迅谈到《儒林外史》的时候，曾经感叹地说：“伟大也要有人懂。”这句话显然同样适用于《红楼梦》。在谈到《红楼梦》的时候，鲁迅曾经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其实，自有《儒林外史》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也打破了。 吴敬梓的年龄比曹雪芹大，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几乎是同时诞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康乾盛世，在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这一瞬间，更加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悲哀，从而表现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对时代本质和趋势的可贵敏感。面对着歌舞升平的盛世，吴敬梓看到的是虚伪和势利，曹雪芹看到的是真、善、美的死亡。 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出身富贵人家，后来家道中落，经历了世态炎凉，增加了对人生的体验，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但是，吴敬梓和曹雪芹的“家道中落”又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吴敬梓的家产是在他自己的手里一点一点败掉的。族人哄抢遗产的一场家难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使他变得愤世嫉俗，他从此变得放荡不羁。在肆意的挥霍之中，家产很快地消耗殆尽。而曹雪芹的家庭是在一场急剧的政治变动中，迅速地没落下来，昨天还是“鲜花著锦，烈火烹油之盛”，忽然之间，“忽喇喇似大厦倾”，“家亡人散各奔腾”。贾府不是一般的衰败，而是一种急剧的、当事人毫无思想准备的衰落。惟其如此，我们才在《红楼梦》里感受到那种浓郁的梦幻一样的氛围。昨天和今天，恍若隔世，犹如大梦一场，恶梦一场。往事不堪回首，不如将它看作一场大梦。 对于家族的没落，吴敬梓和曹雪芹同样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吴敬梓从一个科举世家的后裔，成为“乡里传为子弟戒”的叛逆，产生“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感慨，成为讽刺巨著的作者，经历了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斗争。吴敬梓的一生，始终是在一种愧疚自责的痛苦和愤世嫉俗的激情中煎熬着。贫穷的生活和感情的煎熬促成了他的英年早逝。尽管他最后抛弃了功名富贵的追求，鄙视了来自本阶级的“鄙视”，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但是，那种“生儿不孝”、对不起先人的念头始终像鬼魂一样纠缠着他。心情非常沉痛。曹雪芹也是一样，《红楼梦》开首所谓“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不是“故弄狡狯”之笔，而是一种真实的忏悔之情。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矛盾，伟人也是人，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伟人思想中的矛盾。 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但是，《儒林外史》是在江苏的南京写成的。吴敬梓在南京度过了他的后半生。而曹雪芹的家族有四代人在南京、苏州、扬州等地生活了六十年之久。十八世纪的这两位文化巨人都喝过秦淮河的水。现在秦淮河的水大概是不能喝了。最近听说，家乡太湖的水不能喝了，心里真不是滋味。吴敬梓对江苏很有感情，“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生平爱秦淮，吟魂应恋兹”，这就是吴敬梓这位“秦淮寓客”给他最亲密的朋友留下的印象。而曹雪芹的挚友敦诚说曹雪芹“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秦淮”与“燕市”同列，南京和北京并提，其中“秦淮旧梦”所指，显然是曹家在江南的那段生活。清人富察明义《题红楼梦》中所谓“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也是指的南京。不管大观园是南是北，里面有南京“风月繁华”的影子是不争的事实。曹家的“鲜花著锦，烈火烹油之盛”，是在南京、扬州、苏州的事。江南的人文地理对吴敬梓、曹雪芹的启迪是非常明显的。《儒林外史》里说南京的“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吴敬梓非常欣赏六朝的名士风度，尤其是欣赏阮籍、嵇康那种特立独行的作风和人格。而曹雪芹也被他的友人敦诚在诗中描写成“狂于阮步兵”，“步兵白眼向人斜”。 《儒林外史》被视为洞察世态人情的教科书，《红楼梦》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同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又有种种的不同。《儒林外史》是一种冷峻中包裹着热情的散文风格，《红楼梦》则是一种哀感顽艳中渗透着哲理的诗的风格。在艺术手法上，《儒林外史》更多地表现出史家那种皮里阳秋、春秋笔法的潜在影响，而《红楼梦》则不时地流露出诗人的气质和习惯。 《儒林外史》的描写是指向社会，描写的中心是知识分子的生活、精神状态和历史命运，而《红楼梦》的中心是爱情和婚姻，作者的笔很少写到大观园的外面去。吴敬梓思考的焦点是知识分子的出路，曹雪芹思考的中心是人生的意义。吴敬梓的长处是世态的描绘和讽刺，曹雪芹的强项是描写爱情，他特别善于用爱情去考验他笔下的人物。而吴敬梓则是处处用功名富贵去考验人物的灵魂。吴敬梓对于虚伪和势利的现象特别敏感，时时地抓住，加以揭露和抨击。 吴敬梓选择连环短篇式的结构来展开一幅幅的风俗画，他没有在结构上花太多的精力。或许他认为这种结构最便于表现他的主题，最便于发挥他描写世态的特长。曹雪芹则不然，他则象一个围棋高手，每下一子，都考虑着全局，又照顾着局部。 四、《红楼梦》里的大手笔 《红楼梦》的写法，经常借一个事件，把很多人卷进来，等于”逼迫”他们一个个地来表态。这种写法很“经济”，使场面很集中，可以表达非常丰富的内容，非常复杂的人事关系。但是，非有大手笔也驾驭不了，不是想这么写就可以这么写的。 《红楼梦》里采用这种手法描写的最典型的事件就是金钏之死、宝玉挨打和抄检大观园。其中后两个事件是前八十回的两大高潮。宝玉挨打是一个前面伏脉千里，后面余波荡漾的大事件。能把一个小小的父亲教训儿子的事写成一部大书的高潮，可见作者的开掘之深。 宝玉挨打是父子矛盾的大爆发。这种矛盾酝酿已久，真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宝玉挨打又不仅仅是一个父子矛盾，它和贾府的许多矛盾勾连着。对于宝玉来说，这是一个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对于贾政、 从表面上看，贾政望子成龙，失之以严； 问题出来以后，贾政把责任归于儿子， 宝玉渐渐地长大，他的叛逆思想也一天天地滋长，他和父亲的矛盾也渐渐加深，终于酿成了第三十三回的激烈冲突。流荡优伶，表赠私物，荒废学业，“淫辱母婢”，“种种不肖”凑在一起，点燃了久蓄于贾政心中的无名怒火。看来宝玉的问题比原先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不读书也罢了”，“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不但不能光宗耀祖，反而要祸及于父母。发展下去，“弑君杀父”，不堪设想！ 贾政在《红楼梦》里是一个正人君子，他虽然望子成龙，却也并非贾雨村那种利欲熏心之徒，和他那“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的哥哥贾赦也不可同日而语；可是，贾政的思想并不高明。他不明白宝玉为什么鄙弃仕途经济，为什么鄙弃科举八股；他不明白宝玉为什么会有那些“精致的淘气”。贾宝玉锦衣玉食，“那些还不足，还不自在？”贾政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封建社会已经步入没世，儒家的伦理道德早已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它的虚伪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封建社会的晚期，越是有思想的人，便越是能感受和认识到这种虚伪。贾宝玉虽然年轻，他也没有什么成熟的成体系的思想，但是，他正是贾府中最有思想的人。即便是林黛玉，虽为他的知音，虽然从未劝他去立身扬名，但是，在宝玉遭到父亲贾政毒打以后，她也劝宝玉：“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可贾宝玉却坚定地回答说：“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在宝玉挨打这一事件中，作者对贾政的刻画，一直深入到了他的灵魂深处。小说通过在教育宝玉的问题上，贾政 贾政并不是一个没有涵养的人，作者写他的由不满到暴怒，写得很有层次。开始是贾雨村来会贾政，顺便提出要见见宝玉。宝玉迫于父命，勉强出来见客。贾政见宝玉好半天才出来，“既出来了，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已经很不满意。 接着，宝玉为金钏之死“五内摧伤”，唉声叹气，在路上正好撞上父亲贾政。贾政见他垂头丧气，“应对不似往日”，“原本无气的，这一来倒生了三分气”。正在这时，忠顺王府里来人，问琪官的下落，宝玉和优伶的交往暴露，况且又因此得罪了忠顺王府，把贾政气得“目瞪口呆”。更可怕的是，贾环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小动唇舌”，将金钏之死歪曲成强奸不遂，赌气投井，“把个贾政气的面如金纸”。 在这里，贾政犯了一个错误，他轻信贾环，对于贾环的卑劣估计不足，没有进一步地去做点调查研究的工作。成见横梗在胸，感情压倒理智，他喝令：“今日再有人劝我，我把这冠带家私一应交与他与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寻个干净去处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看来，贾政已经意识到，要严惩宝玉，阻力很大。虽然阻力很大，但贾政一时震怒，决心排除一切干扰，严厉惩罚不肖之子。所谓“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寻个干净去处”是出家当和尚的意思，可见贾政的决心之大。 这一回不是宝玉要当和尚，而是贾政要去当和尚了。但贾政当和尚不是因为对社会不满，而是因为“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所谓“我免不得做个罪人”，说明贾政已经意识到严惩宝玉的严重后果；但暴怒之中，他决心不顾一切后果，痛痛快快地惩罚宝玉。此时此刻，贾政已经完全为感情所左右，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他此时的唯一需要是发泄他的愤怒。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贾母的武器正是孝道。儿子的所作所为不能让父母高兴，反而让父母伤心，哪还有什么孝可言呢！正是孝道使贾政陷于彻底的被动。作父亲的管教儿子，本是天经地义，也是孝道中应有之义。如果贾母理解谅解贾政教育儿子的苦心，那事情当然就好办了。可是，贾母站出来袒护孙子，这就不好办了。贾母教训儿子贾政，按照孝道来说，贾政又不能不服从，所谓“没有不是的父母”。 说到底，三纲五常是只讲服从，不讲是非的。尊卑长幼，贵贱高低，服从是第一位的，是非是第二位的。当服从与是非产生矛盾的时候，宁可不讲是非，也要强调服从。而且，越是在这种时候，才越能体现出纲常的力量。所以贾政和贾母一旦走向对抗，那么，贾政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贾母对贾政说：“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赌气。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赶早儿离了你，大家干净！”看来，这老太太是有点儿不讲理，她根本不说宝玉有什么不是，而是把自己和宝玉绑在一起，同生死，共存亡。这样一来，就使贾政无形中站到和自己的母亲对立的位置上去了。 当然，因为家长们在培养目标这个根本问题上并无分歧，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贾政“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对自己的错误有了初步的认识。 宝玉挨打这一事件不但把贾政、 宝钗这位冷美人则表现出少有的动情，“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宝钗是带着“特效药”来的，她总是办实事，不象林黛玉，完全是精神安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黛玉和宝钗为人处事的不同。 凤姐在宝玉挨打事件中并没有太多的刻画，我们只见她“现场指挥”的精明干练。丫鬟媳妇们要上来搀扶宝玉，凤姐便骂道：“糊涂东西，也不睁开眼瞧瞧！打的这么个样儿，还要搀着走！还不快进去把那藤屉子春凳抬出来呢。”我们又看到她一如平常那样地说笑话，逗贾母高兴。 宝玉挨打又引发了薛蟠和宝钗之间少有的怄气。宝钗责怪薛蟠犯舌，致使宝玉挨打。薛蟠不服，争执起来。作者借薛蟠之口点出金玉之论：“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时隔不久，宝钗去怡红院，听宝玉在梦里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作者的这种安排并不是无意的，作者是有意提醒读者，宝玉挨打以后，对“金玉良缘”更加反感，对“木石前盟”更加执着。宝玉和黛玉的知己之爱、生死之情进一步向前发展。宝玉会先支走袭人，然后派晴雯去给林黛玉送两条旧手帕，而林黛玉也悟出宝玉的用意，“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炙起”，“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便在帕子上写下爱情的感受。 宝玉挨打的导火线是贾环的进谗。作者借此刻画了贾环的嫉妒、狠毒和委琐，反映了嫡庶之间的矛盾。 在宝玉挨打的前前后后，袭人的形象有很大的发展。作者对这个人物有非常丰富细致的描写。袭人一面感叹：“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一面责怪宝玉：“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得到这步地位”。更加重要的是，宝玉挨打以后，袭人 作者对这件事的“利用”还不止于此。通过宝玉的挨打，顺手写了玉钏儿，反过来又写出金钏之死在宝玉内心深处所引起的震动。袭人的进言又为后来的抄检大观园埋下了伏笔。 一般来说，贾府里的主奴界限很分明，规矩很多；只有怡红院是个例外。怡红院的例外是由贾宝玉所一手造成。我们只要看晴雯那么厉害的丫头，只在怡红院里厉害，出了怡红院就非常老实，也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奥妙。 因为主奴之间地位不同，所以他们的心也就无法相通。可是，任何规律都会有例外，宝玉挨打以后，袭人 第三十三回写道， 贾政和宝玉的父子冲突虽然在是非不明的情况下不了了之，但是，宝玉的教育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不但没有解决，而且由于贾母的袒护，使这个问题比以前更难解决了。袭人在宝玉挨打的风暴过去以后， 袭人是宝玉朝夕不离的人，所以 袭人进一 凤姐在领会了 从封建伦理的角度去看，袭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