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德”不足以惩戒和杜绝违法犯罪，仅有“法”对某些“缺德”之举又显得苍白无力。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依法治国”，最近又提出“以德治国”，于是，“德”“法”相济便成了我们治国的施政方略。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公德就随之而产生，并对社会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社会公德是评价人们行为和人们内在思想、内心信念的一种标准，是调整和约束人们言谈举止的一种规则、规范。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他的行为不仅要受到法律规范的制约，同时也受到社会公德的评价。
纵观阶级、阶级斗争存续的社会，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都不可避免地采取“德”“法”相互结合而归于“治”的手段。古人云：“德主刑辅”，“约之以法，导之以德”为治天下之道是很有道理的。仅有“德”不足于惩戒和杜绝违法犯罪，仅有“法”对某些“缺德”之举又显得苍白无力。所以，两者相互结合，互相补充才为上策。
第一，“德”“法”各有其优势。社会公德的优势是：它具有内在控制力，可以拘束人们的内在心理；公德具有比法律更高的目标，即有移化人们思想品质的作用；公德有较之法律更为广泛的调整范围。法律具有优势是：法律是经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成文的条款，由国家保证实施，具有鲜明的强制力。对于一个忘恩负义、损人利己、惟利是图，见义不为的人，社会公德舆论力量迫使其羞愧，反省，从而制止或悔改“缺德”之心。如果他仍然不顾社会公德的约束，必然会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这时法的国家强制力就应责无旁贷，担负起惩
罚违反犯罪人的责任。因此，发扬“德”和“法”的优势，两者相互结合，才利于治。
第二，“德”“法”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德”和“法”都是由同一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都是同一社会国家意志的表现。相互渗透表现为某些“德”可以转化“法”，如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就被载入了我国的宪法，具有了法律的表现形式和法律效力。社会公德没有转化成法律之时，公德并不体现权利观念，只体现道德义务，而违反道德义务并不受处罚，只不过“问心有愧”而已，不具有也不体现国家强制力；当某些社会公德转化成法，获得法律形式的时候，公德就被法律化了，具有了法律规范所特有的权利和义务含义，具有了法律的属性。法律的实施、实现和宣传教育，又是推动公德建设的有效手段，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都是违反公德的行为。建立坚固的社会公德防线，也将为法律的贯彻执行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因为社会公德如同每个人心头上的哨岗，它督促人们自觉守法，奉公执法，它能够阻止或矫正人们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只有加强公德建设，使每个人都具备社会主义公德，才有可能将违法犯罪扼制在萌芽状态。
第三，“德”是“法”的重要补充和辅助力量。“徒法不足自行”。法治调整人的外部行为，德治调整人的内心世界，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从根本上巩固社会的稳定。当前我国的法律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尽善尽美，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览无余，包罗万象地加以规定。而在实际生活中又存在许多不利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不可能完全用法律规定来覆盖。然而，如果对这些行为不加制止，放任自流，发展下去又必然给社会造成危害，所以，社会公德将起到弥补法律规定不足，起到第二道防线的作用。在这种“精神上的法律”、“道德法庭”面前，人们的行为都会受到衡量和评价，这种“灵魂深处的革命”是法律所不能及的。因此，在我们生存的环境中，法律规范无法调整的许多社会关系，比如友谊，恋爱关系等，法律也没有惩治“变心”行为的规定，只能依靠社会公德去评论，依靠正确的社会舆论去引导，通过社会公德来移化人们的思想、品质，从而给“法”以补充，给“法”以辅助，保证我们共同生活环境，有“治”有“序”。
第四，社会公德不断的法律化。将社会公德全部纳入法律调整范围是不可能的，但是，将那些经过社会检验和筛选，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拥护的一些社会公德法律化，也是完全必要的。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已明确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律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本大法的这一规定，不仅为我们适度地将某些社会公德法律化确立了指导原则，也为公德法律化提供了立法依据。因此我们有理由有根据把那些关系到群众极为不满，社会公德劝戒又苍白无力的危害社会风气、社会秩序，毒害人民心灵的“缺德”行为，上升为法律，纳入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范围，成为公民的法定义务，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那些丧尽天良，缺德至极的不义之举，慑于法律的威力，会得到抑制，会得到制裁。
“德”“法”相济利于治。道德教育靠说服和感化是“软”的表现，只有将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才能加强道德的“硬”度和威力。因为匡正时弊，净化世风，改善人伦，仅靠道德教育是很难奏效的，还必须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量作为有机的补充。现在很多人对道德谴责无动于衷，关键在于这种惩罚的力度太小，一些人甚至在长期的不道德行为中占足了便宜。如果以道德立法的形式把公民必须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准则确定下来，在强制力的压力下，人们就可能做出义举，并且在从事损人利己的活动时也会有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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